摘 要：新记《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张季鸾在《大公报》此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成就了新记《大公报》。本文通过具体事件探讨了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缘起、体现和意义，以期对我国的优良传统进行颂扬，并对现代办报人有所启迪。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文人论证；“四不”方针
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韦尔伯斯·施拉姆曾提出四种报刊理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共产主义理论。
在中国，张季鸾先生把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作为办报的核心理念，运用到办报实践中，使得新记《大公报》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报纸的翘楚，而且在1941年5月5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的荣誉。当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报刊“社会责任论”是不尽相同的。
一、张季鸾办报理念溯源
张季鸾先生，名炽章、字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张先生出生于一个传统读书人家庭。父亲早逝，生活甚是艰难，但先生的母亲坚持让张先生读圣贤之书。当时榆绥道道台刘兆璜十分赏识张先生的才华，亲自教读。1902年，又将其送至“烟霞草堂”，从此张季鸾先生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接受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这些学习经历构建了张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社会责任论的思想根源。
1905年，17岁的张季鸾得到了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机会，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日益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同情和支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1908年，张先生与陕西同乡创办了《夏声》杂志，并开始为上海《民吁日报》撰写文章，这是先生新闻事业的开始。
20世纪初叶，欧美先进国家，正是独立报业与文人论政的黄金时代。如伦敦《泰晤士报》的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与《每日电讯报》的彭翰勋爵（Lord Burnham）；纽约《世界报》的普利兹（Joseph. Pulitzer）与《纽约时报》的奥克斯（Adolph S. Ochs）；以及如日本东京《国民新闻》的德富苏峰，与《万朝报》的黑岩泪香等[1]。留学期间的张季鸾受此大气候的影响，对自由言论、独立办报的理念非常认同和向往。张先生曾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2]”这是张先生对报纸“言论自由”的向往，也是其一生竭尽全力追求的最核心最基础之办报的理念。
张季鸾早期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报纸从业经历也让他认识到独立报业的重要性，而传统士子忧国忧民，匡扶天下、为民请命、文人论政的思想也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张季鸾主张新闻自由，同时也身体力行的主张报刊应该匡导天下，对社会负责。
二、早期报纸从业经历
1911年，张先生回国任《民立报》的编辑。1913年，与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1916年，先生又和康心如返回北京接办《中华新报》，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同时成为上海《新闻报》驻北京通讯记者。
期间，因揭露了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而入狱，后被逐出北京。因揭露段祺瑞和日本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以胶济铁路为抵押秘密向日本借款的消息，张先生再次入狱。
孱弱的张先生一直都是言论界的“勇士”，追求着少时之志。但是早期报纸经历中有太多的坎坷和教训，此时的他反思和总结了自己的报纸经历：虽然张季鸾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一直效力的是革命派的报纸，作为政党报纸，其言论大多还是要受约束的，而言论自由是张季鸾先生内心深处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不同党派报纸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报纸出现互相攻讦，谩骂等格调不高、低级趣味的言论，这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自好的特质相悖；而且政党报纸常常因为种种问题比如经费不足、经营不善、党派之争、权力之争等而停刊，这些都不能与张季鸾的办报理念或者说是理想契合。
相比之下，张季鸾更加肯定商业报《新闻报》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张季鸾在1924年给《新闻报》30年祝词中曾高度称赞道：《新闻报》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不加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2]”
三、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体现——“四不”方针
1926年，张季鸾与留日同学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在天津创办新记《大公报》，张季鸾主持笔政，开始其报业生涯的巅峰期，同时也是实现自己职业和人生理想的黄金期。
《大公报》制定了被后人称颂的“四不”方针，高度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的要义，这其实是早于西方国家而提出的社会责任论，而且西方国家的“社会责任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通过种种方式对报业进行控制，其“社会责任论”从新闻理论上论证并主张新闻对国家负责，国家干预新闻传播的合理性。而张季鸾心中的社会责任思想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责任论是不同的，而且较之更加的纯粹和可敬。他的报业理想和实践都凝聚在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不”办报方针里。
他以超党派自居，其脍炙人口的“三骂”社评中，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或许是为了收买人心，或许是真当张季鸾为知己，以“国士”礼遇张季鸾。张季鸾曾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就是报恩主义。[2]”这些似乎影响到了大家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张季鸾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后，报恩思想使其办报实践便偏离了“不党”原则。作者认为，我们判断和评价一个人，必须要从当时社会背景、此人的生活、教育背景以及其立场、人生观全面观之。我们不能苛刻的用超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张季鸾先生，他毕竟也属于当时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他的言论不可避免的受其价值观的影响，这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过于苛责。作者认为张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恪守“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这个原则作文的。《大公报》对“七君子事件”、范长江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还有关于共产党和延安的其他报道，都没有囿于所谓与蒋介石的私交甚好这个事实的束缚，反而让蒋介石很难堪。很多报纸将共产党称为“共匪”的时候，《大公报》却一直客观中立的以“共军”称之，当然《大公报》在有些问题上也攻击过共产党，这反而是此报中立客观更好的证明。
学者在谈西安事变后的张季鸾时，认为张季鸾在此后就将“不党”的方针忘记了，言论开始亲蒋党。作者不能赞同此观点，作者认为，张季鸾当时未能洞见共产党的潜力和其历史功勋，他当时只是认为蒋介石本人虽然有诸多弱点和问题，但他却是当时最合适的领导之才。虽然他的判断被后来的历史否定了，但作者认为，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考证，张季鸾言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爱国、报国、匡扶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子情结，并非刻意的亲蒋党远彼党。
张季鸾先生时时忧国忧民，九·一八事变前，先生便已料定日本有侵华的匪念，因此通过《大公报》发表系列言论陈述之。事变发生后，国人同仇敌忾，“同日寇决一死战”的呼声响遍四野，很多报纸言论也主张开战，但是《大公报》没有附和，这一度引起人们的诟病。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同吴鼎昌、胡政之商量，决定报纸今后更应慎重的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负责：日本经济实力远远超出中国，贸然开战，非但难赢战争，反而可能付出的代价更大，全国人民此时更需冷静、发愤图强，并宣布两项决策：一曰明耻，让同人整理收集甲午以后日本侵华的种种行为，让国人了解历史上中华在日本方面所受的耻辱；二曰教战，《大公报》请到著名军事学家主编“军事周刊”，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这是对“不盲”方针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是关于匡导天下，负社会之责方面我们需要仰视的一个高度。
1941年5月，日寇进犯中条山国民党军队，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到处散播共产党坐观战争、背蒋投汪、与日军从未交火等等谣言。最后日军以1：20的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一带。国民党为转移视线，也散布“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的谣言，想把战争失败嫁祸于共产党。当时蒋介石还想利用私人关系，让《大公报》能够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发表系列言论。但张季鸾嘱咐时任《大公报》重庆分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引述了谣言，并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周恩来看到社论后，立即疾书长信给张季鸾和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谣言，历陈八路军的业绩和团结抗日的诚意，并恳请他们将此信发表出去。张季鸾顶住压力，全文刊登周恩来的长信。这都是张季鸾对“不党”方针的恪守，就是因为其太难才显得弥足可贵。
四、张季鸾办报理念的启迪
新闻学者方汉奇先生认为：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味和质量。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3]。
作者认为，张季鸾先生的新闻思想最终可以归结于：追求言论自由和重视社会效益、对社会负责、言论报国。《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也都是基于此种理念。
作者期望当代公民里也能多多出现张季鸾先生一样的旗帜性人物，弘扬传统知识分子优良传统，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和民主起到推动性的作用。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 李瞻.世界新闻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9.
[3]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