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诞辰。为此,《大公报》社专门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真实记录《大公报》百年历程的纪念画册。该画册第45页上,印着《大公报》1935年9月15日的新闻版照片,旁边注有这样一段文字:
1935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陕北军事战况新闻。时值工农红军长征抵甘肃哈达铺,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报道后,决定到陕北去,并于日后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红军根据《大公报》一则消息而作出的这一战略性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
我认为,这段文字从论据到论点,都是违反历史真相的,因而结论是错误的。
下面,我们就展开论证和分析。
二、红军能看到9月15日的《大公报》吗?
1935年9月15日的《大公报》确实刊登了一则陕北军事战况新闻。它的标题是:陕北军事渐有进展,绥德、延长一带迭有激战;它的报道内容大致是:刘子丹匪部之主力由延川向安塞县北一带移动,以便与在陕甘接界盘据庆阳之徐海东相呼应。(东北军)王以哲部12日入甘泉,围困达4个月之久的肤施县得以解围,此为陕北军事一重要进展也。徐海东匪部在庆阳与35师马鸿逵部激战,被马部毙其伪团长2名、营长3名、连排长及伪委员若干人。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大公报》是否报道了陕北军事战况,而在于红军是否能够看到这则新闻报道。我认为,当时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的中央红军根本不能看到这一天的《大公报》。其理由如下:
中央红军是于1935年9月18日占领哈达铺的。[1]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写道: 1935年9月18日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哈达铺已为我一纵队一部占领。9月19日,聂荣臻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2]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是19日或20日到达哈达铺的,并于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事宜[3]9月22日,中央红军(又名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4]第二天即9月23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哈达铺地处西北,位于甘肃南部偏僻一隅,中央红军在此从9月19日一直休整到22日。而《大公报》地处东部沿海的天津,与哈达铺遥之相距几千里,试想:在当时的交通和邮政条件下,红军能够看到5天前后出版的《大公报》吗?回答只能是:绝对不可能。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大公报》在天津印刷完毕后,首先要邮发至兰州,然后再由兰州邮发至甘南的哈达铺。那么,当时从天津到兰州的邮发时间需多长呢?至少10天以上。我这个推测是源于当时范长江的旅途通讯。范长江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于1935年9月4日由兰州寄出, 9月13日和14日《大公报》分两期载出,中间相隔10天(据查,这个时间是最快的)。反过来推算,天津到兰州的邮发也至少需要10天以上。再一个问题是,兰州到哈达铺的邮发需多少天呢?我们仍以范长江为例。当时哈达铺与兰州之间没有公路,全靠步行。当年范长江于1935年8月11日从哈达铺起步(比中央红军先到一个多月),直到9月2日抵达兰州,途中在岷县“盘旋了四天”,又“在河州休息了一天”,[5]此段路途实际费时18天。也就是说,从哈达铺到兰州的路程,每天不停地骑马行走,需要18天。反过来说,即便《大公报》是在兰州而不是在天津出版,也需要近20天的时间才能送达哈达铺。由以上分析可以断定:当时《大公报》从天津邮发至甘南的哈达铺,至少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因此,于1935年9月18日至22日之间抵达哈达铺的中央红军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看到当年9月15日出版即出版5天后的《大公报》。这是不容置疑的。
笔者20世纪70年代曾在四川西部的会理山区工作。当时成昆铁路已修通,简易公路也通到山区。即使是这样的交通条件,我看到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是出版7天以后的,有时还有更晚的。20世纪70年代尚且如此,遑论30年代。据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介绍:当时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刚刚修通不久,因质量太差而路况甚糟,沿途百姓讥讽西兰公路为“稀烂公路”。依赖于这样的交通状况而建起来的邮政系统,你能指望它有多快?
三、究竟是什么报纸决定了红军长征落脚点?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自1935年6月中旬在懋功胜利会师后,一直就北上或南下战略进行着争论和辩驳。后因受到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威胁,中央红军被迫于9月10日单独北上。但是,北上的指向在哪里?北上至何地?始终没有明确。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只是勾划了一个大轮廓: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6]总之,在哈达铺之前,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一直是模模糊糊。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确实是因在哈达铺发现国民党报纸提供的消息而得到解决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报纸呢?从目前看来,有三种不同说法。
一是《山西日报》说。此说来源于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该书上卷第290页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说到《山西日报》,这里面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还在9月17日攻下腊子口时,毛泽东亲自召见了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我军著名战将,抗美援朝时担任38军即闻名全军的“万岁军”军长, 1955年授衔中将,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前往哈达铺执行侦察敌情任务时,注意给他找些“精神食粮”,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都要。[7]第二天,梁兴初率队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哈达铺,受到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少校副官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许多东西,刚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也来拜会梁兴初等人。梁兴初带领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哈达铺,他们赶紧翻阅从那位被俘副官的驮子上查获的报纸,发现有一张报纸登载了陕北红军的消息,并附有“匪区地略图”。他们马上将报纸送给尚在前往哈达铺途中的军团首长。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也是喜出望外。[8]显然,梁兴初等人发现的那张报纸,就是聂荣臻所说的《山西日报》。
新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富春传》,亦支持《山西日报》说,该书写道:“在哈达铺,一纵队找到一张《山西日报》,上面登着国民党阎锡山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这样,中央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真是天大的喜讯!”[9]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曾经参加了长征全过程,他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要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子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合。”[10]
这里提到的“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无疑地,正是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送给毛泽东的那张《山西日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尚未进入哈达铺之前就看到并研究了这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这就证明《山西日报》是第一个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供正确信息的报纸。
二是《大公报》说。此说来源于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写作日期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同年同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张闻天较为详细地摘引了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大公报》上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11]请特别注意,张闻天在哈达铺看到的《大公报》都是1个半月以前的,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在上面说的两个重要观点: (1)当时中央红军根本不能看到5天以前出版的《大公报》; (2)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邮政条件,哈达铺只能看到出版1个月以后的《大公报》。此《大公报》者,非彼《大公报》也。
三是泛指国民党报纸说。此说来源于多种权威著作和权威人士回忆录。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12]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写道:“常委会开过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得到了一批报纸。这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13]王朝柱著《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写道:“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又从不同的渠道收集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尤其是《大公报》较为详细地登载了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14]《黄克诚自述》中写道:“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15]
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是这样写的:“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子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发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6]
以上引证的材料,均未说明是什么报纸,而是泛指国民党报纸,当然《山西日报》和《大公报》亦应属于国民党范畴的报纸。
从以上三种说法中,经过分析和综合,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在未进入哈达铺之前,党中央领导人首先是从聂荣臻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山西日报》上获知陕北还有苏区和红军这一重大信息的;第二,进入哈达铺后,党中央领导人又在当地邮政代办所获得一批国民党报纸如《大公报》等,这些报纸提供的消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了中央红军最先得到的认识;第三,其他传播物如布告、传单等使中央红军的看法更加深刻;第四,无论是《山西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其他国民党报纸,尽管它们没有丝毫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帮了中央红军一个大忙,使中央红军“绝处逢生”(黄克诚语),解决了当时最需迫切解决的长征落脚点问题。
四、历史为何选择了哈达铺?
人类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只是由于人类某个重大行动在此发生转向,于是此地便成为人们关注和敬仰的典范。哈达铺就是这样的地方。
历史选择哈达铺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哈达铺位于中央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其次,在中央红军北上的这条必经之路上,哈达铺是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大集镇;再者,哈达铺还是汉、藏交界处的第一个以汉、回族居民为主的大集镇,这就为中央红军在这里进行精神上和体力上的休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如黄克诚所说:“我们自5月中旬进入藏区以来,就始终见不到一个老百姓,这对于一向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同鱼水的红军部队来说,不免有孤独无依之感。到了哈达铺之后,看到遍地都是老百姓,红军战士如鱼得水,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17]黄克诚描述的情景,我在其他我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也见到类似的说法。[18]
哈达铺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集镇,一则有历史原因,自明代就开始在此设镇;二则有特产因素,这里是中药材当归的集散地,著名的“岷当”就产于此。由于盛产中药材,故哈达铺商人较多,而商贸机会的繁多,就不得不在此建立了邮政代办所,以方便信息和金融的往来。杨得志的战友黎林曾经在这里就碰到过一个专职“跑邮政的人”。[19]正是这个邮政代办所及其储存的报纸,为中央红军实施重大转折准备和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既然中央红军必经哈达铺,那么它就必定会从这里获得所需信息。这就是历史选择哈达铺的必然性。
1984年上半年,我在重走范长江30年代采访西北的路线时,曾经到过哈达铺,并在此驻了2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乡长吴克明和乡党委书记赵诚陪我一道踏寻红军遗迹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解放前,哈达铺光是经销药材的大字号商铺,就有10余家,每年经销当归70多万斤。哈达铺产的岷当,历来是贡献皇帝的贵重礼品。在他们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义和昌”药材铺后院,还参观了已毁于50年代的邮政代办所遗址。徘徊于遗址周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如果当年没有这个邮政代办所及其储存的报纸,中央红军说不定还要走一段弯路。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初提出的问题。通过以上各个角度的分析,我的判断是:其一,依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中央红军是无法看到1935年9月15日这一天的《大公报》的。其二,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决定,首先是源于《山西日报》,其次是因于《大公报》等其他国民党报纸。其三,《大公报》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贡献性选择,既非垄断,也非独家;不是1935年9月15日的一则报道,而是在这一个半月以前的多则报道进一步增强了中央红军决定到陕北去的信心和决心。其四,过于轻率的结论,是经不起历史真实检验的,并且多少有些大言不惭的意味。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廓清这段历史真相,不仅对新闻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是有益的,而且对党史和军史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7月出版。
[2]《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3月出版。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出版。
[4]《聂荣臻回忆录》(上)。
[5]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 1980年4月出版。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7]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吴东峰:《东野名将》,成都出版社, 1995年10月出版。
[8]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9]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11月出版。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4月出版。
[11]《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8月出版。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13]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
[14]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1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出版。
[16]《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9月出版。
[17]王朝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18]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 1982年5月出版。
[19]《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