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
——ACR主编、高丽大学言论学部吴泽燮教授访谈录
□受访：[韩国]吴泽燮 □采访：龙耘 □翻译： 郭豫
[访谈时间、地点：2004年8月3日上午9:00—12:00、下午1:00—3:00，高丽大学言论学部]
关于传播学在韩国的引进与发展
龙耘（以下简称“龙”）：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汉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继而远赴美国留学，并相继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传播学博士学位，之后返回祖国，在高丽大学执教，历任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生院院长等职。据我所知，在韩国传播学界，有一批像您这样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留学海外的学者，成为韩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发展的元老或中坚力量，请问你是怎样评价你们这一代开拓者的作用的？与近些年学成回国的新一代“海归派”相比，您认为这两代学人之间有哪些差异？还有一些韩国土生土长的新闻传播学者，这三种类型的学者在学术主张、研究风格等方面有什么特征吗？
吴泽燮（以下简称“吴”）：就留学生而言，我们这一代并不是第一批，比我早一到十年的前辈虽然不多，但也有将近十位吧。他们回国后在新闻放送学科的创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之前，大众传播只不过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中的一个科目，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早期留学派把学问体系化了，而且最先向韩国介绍了这个学科。近年来三、四十岁左右的留学学者们有很多在美国学术界也受到瞩目,而且相当一部分学成回国后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海外留学派分为欧洲派、美国派和日本派，美国派的人数很多，也很多样化（文化人类学、电影、广告、传统新闻学等），而欧洲派大多是批判型的。我认为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欧美派之间曾有过纷争，但后来都平息了。
由于英、法、德、日等国的书籍和教材在海外一出版马上就能进入韩国，所以纯粹的国内派们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原版书。这样就使得他们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没什么大的差异。这些人大多是偏重于韩国式的Communication。国内派在势力上比起留学派有点薄弱，但在学术知识上，绝不比欧洲派和美国派差。
龙：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是很难分开的。韩国的情况怎样？传播学在韩国引进、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学术身份认同的问题？ 它在韩国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
吴：在我国直到80年代中期, 还一直把这个学科称为新闻学，这方面汉城大学是最典型的。高丽大学从前叫新闻放送学, 现在有言论系、言论情报系等称呼。虽然叫法上五花八门，但讲授内容并没有太大差别。
汉城大学的lee gi won博士最初只是个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东洋通信的社长，他在汉城大学创立了新闻研究所，随后又设立了新闻系。后来，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也把它设立为独立的专业。我是1981年来到高丽大学的，当时关于这个专业的教科书还不全。后来陆续有了我们自己的教授编写的关于传播研究方法论、大众传媒理论之类的教科书。现在新闻放送学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了。
龙：据我所知，高丽大学早在1965年就成立了言论部。关于“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的名称，英文同样是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但我注意到各大学的叫法都不太一致，有的叫新闻放送，有的叫言论部，还有的叫言论情报学科。在我看来，言论情报学与传播学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
吴：这种区别在韩国不太明显。韩国言论学会也有登载评论的杂志和学术刊物。评论和学术论文的不同在于：评论是以证据和论据来证明观点，而学术论文则要求更加系统、客观。言论情报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其自身的见解和学问都不太容易被认知，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应该区分论文和文章的不同，对于学者们的论文最难堪的评价就是“您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写文章”。而且没有证据发表言论不是学者们做的事。有的人在没有任何论据的情况下，只凭个人信仰和信念，就把自己的主张加入到论文里，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作为学者，虽然不能价值中立，但在写论文的时候，不论是赞扬还是批判，都要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龙：我注意到您除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外,还担任许多重要的社会兼职,作为一名资深学者，您是怎样看待和处理科学研究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的？韩国政界、新闻界与学界的关系密切吗？
吴：学者就是做学问，参与社会活动就不能做学者，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以前做官员的学者如果想重新回到学术界, 也不会被接受。我个人认为做学问的同时参与社会活动决不是有益的事，所以如果给我一个社会活动的机会(比如在企业、政界等做事的话)，我会从学校辞职。
原本政府和言论界之间就应该像美国的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拥有善意的对立关系,对于中国和韩国把两者看成是相扶相助的关系，我很不满。我认为学会应该致力于言论方面的研究, 以个人的立场来采取行动并不可取。卢武铉政府说过“批评可以,但不要抓住不放”。言论界就应该这样来做，而不应该从打倒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事是自律的,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的。
龙：我在网上浏览到贵校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设置情况，与汉城大学传播学专业相比，贵校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似乎更加细致，更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作为韩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就传播学的办学与研究而言，您认为与国立的汉城大学相比有什么差异？在办学方向、专业、课程设置、毕业生求职等方面，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相关科系在培养目标上有没有不同的定位？国家的政策起作用吗？是否会更偏向于国立大学？
吴：高丽大学应用型的课程很多，我们有责任教授更多实用性的知识。新闻传媒界和学生也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一味只强调实用的话，就和技术工作者没什么区别了。大学至少也应该教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说，只限于女性吃的冰淇淋，男性却成为大部分的消费者，这是为什么？有关类似的理论显然也有必要学。
龙：据我所知，实用性的课程大多会请一些富有经验的从业者来讲授，学生欢迎这种做法吗？
这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选择。如果说目前的教学中有矛盾的话，那就是报社、电台、电视台以及广告行业工作的人在大学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学问不够，他们虽然现场经验很多，但只凭现场经验往往很容易抬杠和固执，在如今强调研究型和专业性教育的大学里，我个人的主张和这种只坚持实务教学的做法有很大的冲突。
关于亚洲背景下的传播学研究和教育
龙：《亚洲传播研究》（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ACR)是继新加坡的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之后的一份重要的国际性刊物，作为亚洲少有的英文版传播学专业期刊的主编，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和您的编辑思想，它的主办机构Korea Society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KSJCS）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呢？你们是怎样解决办刊的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问题的？ACR要立志成为相关领域的“旗舰期刊”（flagship journal），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和设想吗？
吴：ACR一年发行两次，是质量非常好的论文。虽然在日本和中国没有什么知名度，而且迄今为止登载的论文数量也很少，但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出版的杂志却非常好。ACR的发行单位是韩国言论学会的公开国际杂志。出版杂志需要的钱由media研究所（由朝鲜日报设立的非营利性财团）赞助。
现在只有我和梨花女子大学的park sung hee教授负责，我是主编，他是编辑, 没有办公室。我们以online方式收集资料，收到论文，和海外的学者们联络和发论文、收评论等都用online的方式，所以没有什么费用。 ACR不收其它论文刊物刊登的论文。 我们收到论文原稿后，写出提要再发给我们认为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如果评论家愿意给写评论，再把原文发过去。
我一直希望ACR能多刊登一些以中、韩、日等东北亚国家为专门内容的论文，现在英文版的杂志也很缺。中国有很多现象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希望多些这方面的研究，我也特别希望这个杂志能摆放在贵校的图书馆中。全世界的学者们每年都要写几篇论文，但大部分人都想刊载在一些有国际知名度的杂志或学术刊物上。作为新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的负责人，我希望能多发表中国学者们的文章。
龙：我在贵刊的第一期上看到了关于ACR的蓝图描绘(A blueprint for Excellence for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文章，其中对国际传播学界的九种权威期刊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关于亚洲的传播方面的议题很少,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我注意到发表上述论文的作者是西方人，这篇论文是特约的稿件吗？能否介绍一下作者的身份？为什么不是亚洲的学者去做这件事情呢？
吴：九个很重要的世界性杂志都是以美国为中心发行的，所以只能距离亚洲圈越来越远。因此，我创办了ACR，但如果以亚洲太平洋圈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果不到1%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作者在这个领域很有权威性，很擅长，不一定非要亚洲的作者来写，有些时候欧美的作者更有独到的见解。
龙：在促进亚洲地区的新闻传播学发展方面，中日韩三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制度，听说这个月底中日韩广播电视年会又要在汉城举行？您是怎样看待亚洲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请谈谈您关于亚洲传播学的总体观点。
吴：全球化的issue并不多，跨国传媒把亚洲圈、美国、香港的言论媒体都凝聚成一个团体，这个issue给中国、韩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把国际化的issue变为地区化、地区化的变为国际化，怎样才能使中国特殊的issue出现在国际论坛上？
中国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等在communication中有一定的pattern。这和世界的model也有对立的一面。韩国也要寻找韩国式的、东洋式的communication。应该重新考虑属于我们的communication是什么、怎样才能把它体系化、理论化？韩国式的communication很完善吗？很不幸，不是的。到目前为止只是有过很多想法，还没有实现。倒是有一位已经过世的著名西方学者Steven Charles，他研究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开始父母和子女间的对话，这个过程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经过研究他得出了4种类型。不要把主题的范围定的太大，应该从小的题目着手（比如，家庭内部的对话）。中韩都是亚洲地区具代表性的国家，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应该向历史学、社会学学习，应该考虑怎样寻找中国的、韩国的范式，并将其扩展成为世界的、国际化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