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饭圈”的形成与网民和企业的需求以及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进入“饭圈”时代，追星群组在人员数量和行动方面都呈现出规模化特点：人数急剧增加，应援规模空前扩大；运行层级分明，成员分工明确；管理制度细致，应援流程复杂。作为娱乐产业的一环，“饭圈”借助社交媒体和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将明星、演艺公司和粉丝联系在一起，满足了粉丝与偶像互动的需求。但“饭圈”导致的负面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认知、行为、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等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亟待治理。
【关键词】“饭圈文化” 粉丝 网络生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无底线追星行为和各类乱象多次引发舆论热议。2020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粉丝互撕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抵制“饭圈文化”对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企业、学校、监管机构以及网民自身共同努力，从制度建设、行业规范、教育抚育、社会引导等多角度入手，防范“饭圈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
“饭圈”的形成与网民和企业的需求以及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著名传播和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将“饭圈”定义为“狂热地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饭圈文化”源于日韩，可以理解为以对某一偶像的迷恋为纽带，在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群体文化。不同的社群爱好不同、形式多样，在自身发展和与不同社群的交往中形成的“饭圈文化”也不同。事实上，“饭圈”的形成与网民和企业的需求以及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个人因素：未成年人的情绪抒发与认同需求催生“饭圈”产生。未成年人是追星群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半月谈》的调查数据，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可以说，追星活动是未成年人彰显个性、追求潮流的重要手段。未成年人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对各类新兴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为其理解和参与追星活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当代未成年人多为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多缺少陪伴，孤独感更为强烈，而互联网成为填补这一空缺的重要媒介。借助网络，艺人和各类文娱节目深入未成年人的业余生活，为未成年人所熟悉。艺人在文娱节目等公共空间中的形象光鲜亮丽、语言和行为富于个性，契合了未成年人表达情感、彰显个性的需要。
在社交媒介普及之前，追星活动往往局限于个体，即使存在一些追星组织，但受社交工具和财力物力的限制，未成年人也难以参与其中。而网络和社交媒体则为未成年人寻找“同好”、参与追星提供了巨大便利。以共同喜爱的明星为纽带，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不同的群组，不同群组之间以及群组内部的交往互动，构成了“饭圈”的基本生态。
社会因素：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适宜未成年人的文化产品不足形成矛盾。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势头。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19年我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全年共生产电影1037部，在综艺节目、动漫产业等方面也有亮眼的表现。但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另一面，则是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点、适宜未成年人观看和使用的文化娱乐产品相对匮乏。儿童和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难以获得未成年人的接受和认可。动漫方面，尽管出现了几部在各年龄段均获得较高认可度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呈现出低幼化特征。受社会关注度和赢利能力的制约，制作机构对于出品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综艺娱乐节目的意愿并不强烈。在这样的矛盾状况下，具有知名艺人、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和综艺娱乐节目自然会吸引未成年人的注意力，而在不断收看这些影视作品和综艺娱乐节目的过程中，一些艺人逐渐为未成年人所熟知，自然地也就形成了一定的追星群体。
产业需求：“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促使“饭圈”成为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对于个人而言，追星和形成追星群组的目的是获得陪伴、表达个性、追求认同。但“饭圈”的生成与壮大离不开商业逻辑的推动。对于娱乐产业而言，明星和作品是其重要的资产和获利手段，而由明星和作品不断曝光所吸引的流量则是获得利润的重要条件。可以说，“流量为王”已经成为娱乐产业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在这一逻辑下，对某一明星或作品忠诚追随、不离不弃的粉丝群体自然成为文娱产品生产者获取利润的重要保证。因此，娱乐公司将追星群体纳入文娱产业的生产环节，通过与追星群体建立联系，为其提供资金、物料支持，将原本松散化、个体化的追星群体与明星、企业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
当追星群体成为“饭圈”时，其行为也就超出一般的个人追星范畴。作为娱乐产业的一环，“饭圈”的行为受到娱乐公司的直接影响。打榜、应援、代言产品售卖等活动为娱乐公司带来了收入；粉丝针对明星的签到、话题讨论甚至群组之间引发的争吵，为娱乐产业带来了可以炒作的话题；有组织、有规划的接机、街拍、现场声援等活动，提升了明星的曝光率，为企业宣传营造了强大声势。因此，在商业逻辑的不断参与下，“饭圈”的发展壮大既满足了追星群体更多接触明星、获得个人满足和认同的需求，也成为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进入“饭圈”时代，追星群组在人员数量和行动方面都呈现出规模化特点
早期，追星活动多属于个体行为，尽管有一些线下“歌友会”“影迷会”，但其规模往往局限于小范围的几十人到上百人，且由于相互之间缺少联络手段，组织较为松散。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各类追星群组逐渐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在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进行交流互动），参与者的数量急剧上升。在微博上，很多知名艺人的粉丝数量超过千万，超级话题浏览量达到几十亿甚至数百亿，讨论量、发帖量也有数千万，这样的规模在之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粉丝行为的规模也得到了空前放大。传统的挂横幅、贴海报、举灯牌已经被购买媒体广告、承包户外大屏甚至包火车、包飞机等方式取代，耗资不菲。
粉丝群组的人数增多、行动规模扩大，内部结构也趋向层级化。一方面，粉丝群组层级划分是出于加强组织管理的需要。早期小范围的粉丝群组基本可以实现负责人对成员的直接管理，难度不大。随着粉丝规模的不断扩大，动辄达到数十万人，基于此，必须建立层级才能做好管理和控制。同时，声势浩大的应援活动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配，为确保活动的正常开展，自然也需要严密的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层级划分明确粉丝在群组内部所处的地位和可能获得的利益。粉丝群组通常会根据加入的时间长短、为偶像投入的精力大小、拥有的财力多少以及在活动中的参与程度确定粉丝层级。贡献越多、投入越大，就越能进入粉丝群组的核心圈层，反之则只能在边缘徘徊。比如，某一明星的全国后援会可以下设地方后援会，全国后援会和地方后援会各自设立分工不同的管理人员，职责较为明确，功能基本固定。各个粉丝群组还会设置诸如“站姐”“粉头”之类的召集人员和管理人员，负责各类活动的召集以及粉丝的管理等工作。
除职责划分结构化外，人员分工的不断细化也是“饭圈”的特点之一。在一个粉丝群组中，不同的粉丝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其中包括负责编辑文案海报的宣发组、负责获取信息的新闻组、负责应援活动的打投组以及负责与其他群组交流的管理组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围绕着“明星应援”这一主题，进行有偿或无偿的服务，共同构成了较为严密的粉丝群组体系。
与传统的线下粉丝群组相比，如今的线上粉丝群组规模庞大、分工明确、制度健全、管理严密。由于管理制度的制约和群组管理的需要，粉丝群组建立了一定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追星的注意事项，还包括群组内发言的规范、群组术语的介绍、发言格式的模板以及参与群组活动需遵循的原则和奖惩制度等。比如，指导粉丝如何与其他群组进行互动、规范粉丝在国家重大纪念日和活动期间的发言等。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助推了粉丝群组规模的扩大、层级的分化，也规范了粉丝群组的管理，保障了应援活动的有效开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度规定的约束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实际操作中会有一定的弹性和变通空间。
粉丝群组对成为粉丝的标准有着详细的规定。在“饭圈”中，一名合格粉丝的标准不仅是喜欢某一明星，还包括完成大量的日常任务，包括微博签到、超话留言、应援打榜、转发关注、购买代言产品等一系列复杂任务。通过这些任务，“饭圈”在心理和行为上将自己与“路人”（不追星的人）相区隔，设立了自己群体的“准入门槛”。同时，通过对不同类型粉丝活动与心理的区分，进一步划分出“唯粉”“男友粉”“妈妈粉”等，实现了粉丝身份认同的进一步细化。
“饭圈”所导致的负面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认知、行为、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等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一，封闭群组带来“回音壁”效应，影响未成年人认知健康正常发展。与传统追星群体相比，“饭圈”的组织结构更为严密、行动更为一致，因此对粉丝的忠诚度要求也更高。在此前提下，“饭圈”内部对发言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限制。而在偶像形象和言论的反复渲染下，“饭圈”内部逐渐形成“回音壁”效应，即相似的言论不断重复出现，对外部声音的包容性不断下降。这样的传播方式虽然有助于粉丝形成自我认同，但对判断力和自制力薄弱的未成年人而言，单调、重复的言论会影响其正常认知的发展，限制其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获取正确的信息。此外，“饭圈”在扩大自身规模、吸引新的粉丝加入时常使用的“虐粉”手段，也会对未成年人的认知造成影响甚至伤害。“虐粉”通过塑造“受难—殉道”的叙事，触动粉丝产生共鸣，加强粉丝对明星的认知和联系，促使粉丝形成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积极主动参与应援。“虐粉”通常表现为一种“传销式话术”，而涉世未深、理解能力有限的未成年人极易陷入这些话术中不能自拔。
第二，“饭圈”集体行为日趋群体极化，影响未成年人发展思维判断能力以及建立主流社会道德意识。“饭圈文化”现象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群体极化”理论解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就曾提出：“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饭圈”活动通常包括循环往复的日常“打卡”和重大活动中的集体行动。在群组管理者（“粉头”）和娱乐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普通粉丝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打榜、投票、签到、接机等应援活动，在重大活动中则通过众筹、集体发声等方式表达对明星的支持。在这样或重复或集体的行动中，原本为了宣扬个性的追星行为反而抹杀了个性，个体的身影被淹没在应援、签到的数字以及各类集体活动的呐喊声中。而群体活动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情绪和环境的作用下，会转向群体极化，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包括激烈的网络骂战、聚集性的不理智行动等。在这些活动中，未成年人既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层级地位较低的群体。在被不断裹挟参与各类“饭圈”活动的过程中，封闭的极化思维不断强化、固化。由此，未成年人在群体情绪的驱使下参与到各类网络骂战中不能自已，失去了对常识和真相的分辨能力和判断能力，影响了其主流社会道德意识的建立。
第三，诱导消费，未成年人的消费观、价值观出现偏差。商业利益是“饭圈文化”兴起的重要动因。近年来，每逢人气偶像发布作品和庆贺生日时，或者养成类选秀节目打榜投票时，粉丝们都会斥巨资（通过发布广告、购买作品、打榜投票或其他手段）表达对偶像的支持。可以说，花费数百万广告经费、购买数千万影音作品和代言产品，已经成为“饭圈”的常态。娱乐公司和“粉头”为从中获利，不断强化粉丝保护偶像的“使命感”，诱导粉丝增加消费；部分明星对此持支持或默许态度，进一步助推了粉丝的消费意愿。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难以抵御各方诱导，容易做出非理性消费。“饭圈”中动辄几千万的应援费用，不仅远超未成年人的承受能力，会给其家庭造成一定压力，且追求数额、攀比排场的应援观念会对未成年人的消费观、金钱观、价值观等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无底线追星是群体道德低下的表现，会影响未成年人的道德判断。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就不必再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饭圈”活动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容易导致个人的行为失当和道德迷失，而一些狂热粉丝的无底线追星行为也在不断触碰道德和法律的红线。近年来，粉丝追星的不当行为屡屡引发舆论热议。由于粉丝追星，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飞机等交通工具出现安全问题；明星住所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明星个人隐私外泄，正常的生活受到影响。至于网络谩骂、粉丝互撕等行为更是“饭圈”的“家常便饭”。当然，这其中既包含着粉丝的非理性行为，也有娱乐公司和明星宣传策略的影响。但是对于难以准确把握个人行为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无底线行为无疑会对其成长造成不利影响。无底线追星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偶像行为的无限包容。未成年人容易将偶像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会不断地美化和合理化偶像的行为。然而，一旦偶像自身出现不良行为甚至触犯法律，粉丝对偶像的模仿和美化则会变成道德上的纵容和包庇。比如，尽管一些知名艺人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但仍有不少粉丝为其行为进行解释、包庇甚至谩骂执法者。这样的行为若不及时纠正，无疑会对未成年人的道德观产生影响。
除以上问题外，“饭圈文化”还与其他网络亚文化相结合，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市场规范度不高的互联网直播行业，一些网红、主播的行为缺乏约束，在野蛮生长的市场环境下，诸如“祖安文化”等以低俗、谩骂为荣的网络亚文化广泛传播，如果未成年人长期浸淫其中，对其成长和发展的不利影响难以估量。治理“饭圈”的种种乱象，需要从未成年人的网络主体地位和现实需求出发，集合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市场以及教育机构、家庭和未成年人自身等力量，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因势利导地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流行文化；应为未成年人提供符合其成长特点的网络平台和内容，建设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刘博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青少年网络舆情的大数据预警体系与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01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人民网三评“饭圈”之二：尊重个性，不可简单否定》，人民网，2020年7月17日。
②《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中国网信网，2020年7月13日。
③《青少年追星调查：警惕饭圈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半月谈网，2020年6月28日。
④《人民网三评“饭圈”之三：幕后黑手，必须坚决斩断》，人民网，2020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