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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部:何以赋权、何以治理?

作者: 沙垚 发布时间:2021-01-11 13:54:00 来源:现代视听

很多乡村传播和空间研究的学者都较为关注村庙、祠堂、茶馆等,很少聚焦于乡村小卖部。对于很多农村而言,小卖部不仅仅是购物小店,实际上已经成为村民的日常交往中心,它同样具有宋靖野所提出的茶馆的“人们展示自我、和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表演空间”功能,“人们消暇娱乐、感受社区生活热度”的“游戏空间”功能,以及“人们调解纠纷、做买卖和谈论是非公正”的“话语空间”功能。人们在这个空间中进行经济行为、社会交往和热度再生产,因此,小卖部成为乡村信息传播的策源地和集散地。又由于掌握并中转着大量信息,小卖部的主人也成为乡村的信息权威。

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首先,我们关注物质。小卖部信息功能发挥的基础是物质,货架上的米面油、饮料、水果、鞭炮;小卖部店主提供的路灯、音响、长凳、麻将桌;以及紧邻村道的房屋;甚至店主人身体的在场……这些物质的存在构成了小卖部空间的四梁八柱,为发生在这里的交往和传播行为提供了基础设施。这也提醒我们注意,乡村信息传播的基础未必是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

其次,我们关注空间。一个空间之所以能在乡村社会存在并持久地发挥功能,一定是它已经与乡村社会有机镶嵌,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何谓“有机”,即它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多元互动,并扮演一定的角色。如很多村民只有到了小卖部,才会暂时摆脱个体孤独,才能在共同体的游戏中感受村庄热度,激发自我价值,只有在小卖部给父母购物,才能在村民的见证下放大孝顺这一附加道德。

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动态的视角。如果某个小卖部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不能与日常生活有更多互动,它就会被另一家所取代。因此每一家小卖部的主人都要努力的服务好村民,不能仅仅定位成一个买卖商品的场所,更要把自己打造成村庄勾连外部世界的窗口或平台。村里不会使用手机、互联网的村民,小卖部店主会协助他们使用支付宝、微信交电费;在中元节之日,村民们会等待小卖店主人从外面进货。

因此,小卖部的传播功能和信息权力来自对村民的需求的满足,包括就近购买物品、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休闲娱乐,以获得社会认可、解决日常矛盾、释放生活压力等基本需求,并且小卖部主人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要为一些新鲜事务(比如种子、农药、肥料等)作担保。更进一步,由于小卖部可以满足这些需求,村民们生活中便离不开小卖部,换言之,小卖部形塑了当代乡村的生活方式。由此,我们知道小卖部的信息权力不是由行政任命、不是由资本赋予,不是自上而下获得的;而是融入日常,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发挥社会功能,在村民认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小卖部的媒介或传播功能与指向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无关,相反,它指向了社会治理,是以村民为主体进行选择的结果,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便一直以“三农问题”的形象出现在媒体和公众视野。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取消农业税,从农民工进城到创业者下乡,四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急剧变迁。总体而言,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正面临解体的危机,乡村的“社会秩序”和“整合机制”日渐涣散。如何治理和重建?小卖部未尝不是村民在实践中自觉形成的一种自下而上地应对社会变迁和重建乡村秩序的方式。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卖部满足了村民的种种需求,既包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包括跳舞等精神层面的娱乐。第二,小卖部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为村民原子化的状态提供了集体性的补充,村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表达意见,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分享兼职的机会,讨论村庄的公共事务。第三,村民在小卖部的交流会形成舆论,对村庄里的不良行为带来压力,从而规约着村民的言行向着道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实现舆论治理。第四,由于地缘特点,小卖部还会替村民抵挡现代市场的部分风险,提高村民在高风险社会的生存和适应能力。

总之,小卖部不是漂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抽象符号,而是介入每一个村民的生产生活,将乡村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以空间为手段,应对现实问题,使个体和社区在当代社会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这些都是村民共同和自觉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