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增刊“《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历经近两年的设想与操作，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值得开个专门的发布和研讨会。
出版这期《增刊》是我与暨南大学合同里规定的2019年的主要工作，但拖到了2020年底才实现。走出这第一步很艰难。这里要感谢暨南大学为此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感谢四川大学后期的人才支持，感谢《新闻与传播研究》编辑部的鼎力配合。
2019年1月14日，我与唐绪军邮件讨论《新闻与传播研究》能否出一号《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的专刊或增刊，他同意出增刊。5月11日，我在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会上遇见唐绪军，告知他三号《新莱茵报》译文初稿已经有了。他为此申请了增刊刊号。但是后来的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翻译质量太差，几乎逐句推敲不得不消耗很多时间；编辑注释工作也经常为了一个人名、事件反复查找资料，还不得要领；约写论文的作者们都很忙。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毛湛文老师原来打包票寒假里用14天完成，但需要熟悉的材料越来越多，结果一篇论文做了14个月，后期的修改核对还是我替他完成的。李志敏的母亲病危，守在医院半年多，不得不把承担的论文转给吴璟薇。吴璟薇也太忙，随后怀孕了，直到生孩子的当天上午还在修改论文。这样，拖到2020年6月6日，我告知唐绪军三号报纸中文版基本做好，计划中的4篇论文也已经有了3篇，他就再次启动编辑《增刊》的工作。此后，仅我看清样就有4遍，一遍就是三四十万字。因为疫情的原因，印厂不能正常运转，《新闻与传播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更为复杂。
决定编译《新莱茵报》，是2018年7月8日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由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新书发布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新使命”研讨会上作出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彬在下午发言中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学习《新莱茵报》的革命精神，现在我们连《新莱茵报》都没有翻译过来。我说，人民大学图书馆有合订本，但翻译会很难。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支庭荣当场拍板说，我们来组织翻译。我当时是暨大的讲座教授，也是本学科研究马新观的学者中唯一略微懂一丁点德语的人，这件事情自然由我来主持。当时没有立项课题，只是说经费从“共建费”里支出。
7月12日，我回到北京，立即与人大图书馆副馆长付晓静联系，请两位同学用小平车把两大本《新莱茵报》合订本借了出来。当晚打了一系列电话找译者。7月19日，我与暨大指定的助手李志敏老师讨论工作计划并试探联系出版社。7月26日，李志敏来到北京，请了中央民族大学3位研究生，4个人连续翻拍《新莱茵报》4天。
各高校德语系的老师大多很忙，翻译日常德语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我们要翻译的是172年前报纸上的哥特式花体字，没有人熟悉那个时代，还得通过放大照片来看原文，又没有国家的课题背景，因而没有请动任何一位老师。毛湛文老师知道有一位硕士生论文写的是德国早期手抄新闻，于是找到她，她说是在德国读硕士的同学帮助翻译的。于是，又通过她找到在哈勒-维腾贝格马丁路德大学读硕士的刘然。刘然答应做第1号的翻译工作，这是找到的第一位译者。
随后，李志敏通过广外新闻传播学院朱颖教授，组织了二十几位德语硕士生认领了第2号和第3号，还有合肥、西安的外大德语学生。我专程去上外新闻传播学院，郭可院长、陈沛芹副院长为此组织了德语博士、硕士座谈会，但不要说教师，连博士生也没有参加的。后来我通过个人关系，终于有一位华东师大的德语老师承担了1号，一位要到中央编译局工作的老乡承担了1号，这两位比较专业，但各自工作确实很忙，我盯了一年左右才完成。李志敏为此建立了《新莱茵报》翻译微信群，一时工作开展得很有生气。
我当然很清楚，译者必须要有较高素质，但找不到这样的人。果然，我审读第1号译文时发现了许多问题，不断追问译者，几个来回后她就再也不理我了。其他十几个人翻译一号报纸，译文同样很糟糕。上外因为有陈沛芹副院长督查并由学院开出劳务费，几个硕士生的翻译质量略好些。
初期这项工作的教训是：第一，如此严肃的特别重大的课题，必须有德语专业单位的合作、要有强大的课题背景、充裕且及时的劳务费支付，才可能吸引高水平的德语人才参与；同时，必须有新闻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参与审校注释。第二，说空话套话无济于事，需要实干，而实干的人需要有研究马克思的阅历积累，需要有人文、历史、地理知识的积累。这其实是需要两代人的共同努力。
2020年，由于中国人民大学与暨大合作继续编译《新莱茵报》的设想与人大某方面的规定有龃龉，我结束在暨大的任期后，转到四川大学任讲席教授。在错过招博时间的情况下，川大文新学院为我配置了2名德语专业八级的助研，在学校经费需要走程序的时候先从学院拨出15万元编译劳务费（已经用完），随后学校批准了50万元的启动经费。在这个过程中，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潘华教授为翻译和审读做了很多工作，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李大雪教授百忙中利用寒假审读了两号译文。古列维奇1958年所著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与<新莱茵报>》一书，年内将由川大出资组织翻译，目前川外俄语系书记杨俊副教授正在翻译过程中。有了人，有了钱，《新莱茵报》前28号在年内比较顺利地有了译文初稿，并完成了其中18号初稿的审读。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李斌参与的第29号翻译已经完成正刊部分。由两位助研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的确认工作，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编译《新莱茵报》中文版是我的夙愿。1980年，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是“马克思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的报刊思想”。由于材料搜集的时间跨度较大，最后只写了《莱茵报》部分（文章最后涉及《新莱茵报》），这已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同学（80多人）中最长的论文了（121页打印纸，8万字）。
1983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首任所长（也是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首任主任）安岗、所党组书记和副所长戴邦（曾是新四军《拂晓报》社长）做了发言，都提到研究《新莱茵报》。安岗首次提出翻译《新莱茵报》的任务，他说：“我们能否把《新莱茵报》都翻译成中文，让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编报、怎样写稿、怎样做评论工作的。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需要深入，需要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下一次我们能否来一个关于《新莱茵报》的专题讨论会，研究这张报纸的一切方面，包括它的文体、写作艺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根据中国的新闻实践更进一步结合起来”。我与两位领导坦言，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人中，无人懂德语。我那时刚在北外自费函授学德语，只认识几个介词，无法以《新莱茵报》原版为基础做研究。
张友渔和安岗在会场上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老领导的嘱托了。我们开始了马克思《新莱茵报》的编译，并开始了以报纸原版为基础研究《新莱茵报》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除了眼前的《增刊》，《辽宁大学学报》发表了《新莱茵报》第4号中文版，《新闻知识》发表了《新莱茵报》第14号中文版；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论丛》正在排版第5号《新莱茵报》中文版，《东南传播》已经排好了准备2021年第1期发表的《新莱茵报》第3号。《河北大学学报》和《岭西学刊》承诺2021年发表《新莱茵报》第6号和第8号，这两号报纸的编辑注释工作已经在收尾阶段。
以《新莱茵报》原版展开的研究也初见成效。2019年第10期《出版发行研究》发表了夏琪所写的《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的追根溯源——<新莱茵报>出版史考证》，这是第一篇以《新莱茵报》原版报纸为基础写成的论文。今天大家见到的2020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增刊）》发表了4篇关于《新莱茵报》的论文，继续了这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2020年第4期《辽宁大学学报》发表了我和张月的论文《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新莱茵报>237期非正刊》，2020年第5期《兰州大学学报》发表了我和杜渐的论文《马克思<新莱茵报>资金源的经营实践》，2020年第9期《城市党报研究》发表了我的文章《马克思<新莱茵报>的国际视野》。2020年第11期《东岳论丛》将发表我的文章《以原版<新莱茵报>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020年第11期《新闻大学》将发表我和夏琪的论文《论编译马克思的<新莱茵报>》，2020年第11期《新闻界》将发表我和夏琪的文章《新确认的恩格斯<新莱茵报>37篇（组）新闻考证》。
我个人认为，编译《新莱茵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壮举。1848年2月，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出版；1848年6月马克思创刊《新莱茵报》，是《宣言》纲领和策略的第一次实践。所以，研究《新莱茵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传记，必然会提及《新莱茵报》。《新莱茵报》同时也是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的机关报。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新闻实践中唯一一次完全掌握了报纸的编辑权和实际经营权。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新莱茵报》完整地翻译为本国文字，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壮举。我国《新莱茵报》的研究，需要突破德语的屏障，以MEGA2第Ⅰ部分第7卷的出版为契机，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真正提升到学术化和国际化的高度。
《增刊》编辑部按语里原来有“编译《新莱茵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壮举”的话，唐绪军后来把它改为“堪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项前人未竟的事业”。我理解唐绪军的谨慎，但就此我想再多说几句。按照写作时使用的文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这是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1921年提出的。1924年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出版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的决议。由于种种原因，MEGA1夭折了。1975年至今45年，MEGA2出版了几十卷（框架几经调整，确定为四大部分114卷），出齐尚无期。这四大部分是：一般著作、资本论及手稿、书信、笔记。几乎所有MEGA2的工作人员都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主编、参与主编的一系列报刊。这些报刊是他们的编著作品，不仅以生动的报刊版面灵活地体现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体现了他们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与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也是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思想结晶。这就如同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结晶一样。
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按照MEGA2的体例设计的，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视为他们的编著作品。编译《新莱茵报》，意味着我们把它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编著作品，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一种新的认识。而编译《新莱茵报》仅仅是这个宏大设想的第一步。毕竟懂得德语的人才有限，我们先通过熟悉中文版，培养一批熟悉马恩编辑的报刊的人才，才有可能在下一步把出版原文版马恩编辑的报刊列入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对列宁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例如《火星报》也应该持同样的认识，需要组织翻译。如果我们开创了这样的认识，就给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壮举”，表达适当，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理应挑头承担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但目前我国仅有1位研究者在MEGA2的委员会里，但是没有承担任何一卷MEGA2的编辑工作。而同样不属于印欧语系的日本，却有4个MEGA2的编辑小组，出版了多卷。我们若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方面创新MEGA2的工作范围并实际做出成果，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正面学术声誉，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已经是倒计时过日子的人了，仅把组织翻译出版前两卷《新莱茵报》和做好翻译规范、编辑注释规范等，列为最后的工作目标。希望这项工作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