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需要和我们的责任
——在“中国跨文化传播：新起点 新方向”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2015年6月1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唐绪军
各位领导，学界的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能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举办的这次主题为“新起点 新方向”的跨文化传播圆桌论坛。确定这个时间后，我们接到通知，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几乎与此同时在重庆举行。当时我就对姜飞说，完了，时间冲突了，可能我们这个圆桌论坛要受影响了。但是，今天仍然来了这么多学界的顶尖学者，令我们非常感动。谢谢各位！
作为主办单位的领导，开场总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意图和想法。
要解释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本次论坛的主题“新起点 新方向”。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最近我们学术圈里有两篇文章很火。一篇是复旦黄旦教授写的《重造新闻学》，另一篇是清华李彬教授写的《重思中国传播学》。两篇文章都对当下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批评。黄旦教授提出：“在当今传播革命的大变革下，增强自己的‘社会学习能力’和反思的能力，重造新闻学，避免以旧知识旧眼光旧思维拥抱新交往，已经是刻不容缓。”李彬教授提出：“作为重思中国传播学以及类似问题的基本原则，两句话，一是陈寅恪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是闻一多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确实，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将近百年，传播学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处在当下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传播实践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我们这个学科该何去何从，值得学界各位认真思考。
另一方面，三十多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几代学人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取得了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界知道吗？我们的智慧和努力，就世界的角度来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到底有多大的贡献？最近，我们所主办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五期，刊发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和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生贾鹤鹏合作的一篇文章《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这篇文章研究了SSCI数据库收录的46种传播学期刊中中国大陆学者的发文情况，结果令人汗颜。自1987年至2013年，26年间总共只在31种期刊上发表了160篇论文，平均每年6篇，篇均引用率2.16次（可参照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文章的篇均引用率是5.71次）；H指数为9，即在这160篇论文中，被引用了9次以上的只有9篇。这就是现状。差距是明显的。
以上两点也就是我们提出本次论坛主题“新起点 新方向”的学科背景。“新起点”，就是我们要在反思新闻学、传播学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再出发的新的坐标点；“新方向”，就是我们不能再继续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了，而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主流，为传播学贡献中国本土的经验和智慧。
要解释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年刊”。这次论坛的起因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的创刊。带有新闻发布的意思，昭告学界，一份专事于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刊物问世了。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份年刊？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前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怎么讲，则是需要研究的，其中既有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问题，也有跨文化传播的实践问题。回顾历史，1974年，美国言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办了一本年刊，叫作International/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用以承载当时美国修辞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这本年刊连续出版了34年，直至2008年，改为季刊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而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所面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和问题，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极其相似。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面临着跨文化的各种挑战，同时国内也有发展程度不同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问题……这些不仅是传播学，或者说跨文化传播领域重要的研究选题，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者们共同面临的责任，是时代的选题。我们创办这本年刊的初衷，正是要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研究成果涌流的时代，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平台，汇聚思想、交流经验、促进共识、涵养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大中华圈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做出有关知识生产方面的有益探索或贡献。
其二是创新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践。所谓“创新工程”，是我院按照中央精神和要求，着力改革原有体制机制，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一句话，就是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革故鼎新，开创新局面。我们所在创新的过程中，设置了7个创新项目，“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与成果应用”即其中之一，是由我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姜飞研究员作为首席研究员领衔的。从这个项目的名称来看，大家也可以知道，其中包含“理论研究”和“成果应用”两个部分。我们认为，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理论研究的成果能够应用到实践之中更为重要。因此，在姜飞研究员的主导下，我们与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也就是今天这个论坛的承办方，合作成立了我国首个综合性“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基地”。这个基地目前已经承担了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青年教师的新闻传播业务培训，还承担了“中国与非洲：传媒、传播与公共外交”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收获，再把收获的这些经验通过研究升华至理论，这是我们的设想。
以上两点，前一点时代的要求可视为“必要性”，后一点创新的选择可视为“可能性”。“必要性”遭遇“可能性”也就演变成了“必然性”。无论是理论研究的发现还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都需要通过一个载体与学界共享，因此创办这么一份《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也就顺理成章了。
要解释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圆桌论坛”。今天邀请到的各位嘉宾，都是国内外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年刊的创刊和出版离不开各位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年刊的创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怎样才能使这份年刊办好，仍然需要各位提出问题、贡献智慧。当前，中国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正处于一个中外学术对话性质的本土化理论涵养过程中，国内学者如何走向世界仍然需要学习。作为一个秉承学科对话气质和开放性思维的学术领域，跨文化传播以传播学为基础，融会多学科领域的资源，面向不同层次的国际/跨文化问题进行着学术探索和学科构建，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层面，学者们都有很多需要相互交流和分享的经验和体会。我们举办这样一个圆桌论坛，就是想为各位学者提供一个场合，一个机会，能够就自己关注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领域进行充分的、深入的交流，或许仅仅只是对话，或许还会有争论。无论是对话，还是争论，都没有关系，学术只有在砥砺中才能进步，学问只有在诘难中才能提高。
另一方面，因为各位都是从事国际传播研究或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都讲究礼仪，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圆桌的形式。据说，这种形式起源于英国亚瑟王与其圆桌骑士们在卡默洛特时代的一种习俗，即没有主次之分，人人平等。我们认为，文化或许有先进与否的差别，但决无尊卑之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学者也一样，或许有见解的高下之分，但决无身份的优劣之别，大家一律平等。
最后，我想向促使年刊创刊和本次论坛顺利举办的相关机构和个人，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为我们提供会议场地和食宿安排的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和院长王万良教授；感谢本所创新项目“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与成果应用”的合作机构华南理工大学安然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力行教授；感谢为我们的年刊提供出版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谢为我们贡献研究成果的各位学者和与会嘉宾，以及媒体的记者朋友们；更要感谢承担英文版年刊顾问、校对和润色任务的几位重量级国际著名学者prof. Richeri，prof. Darla K. Deardorff，prof.Steve Kulich，prof.Peter Praxmarer，prof.Vivien Marsh。
年刊的发展和圆桌论坛的传承，有待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国际/跨文化传播的明天、中国传播学的未来也有待各位学者的支持和奉献。这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预祝本次圆桌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