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摘要：新闻干预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干预一道，是美国在和平年代推行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方式。其中，政治干预是其核心，“冷战思维”是根源所在，而新闻自由往往成为旗帜。在具体实践中，新闻干预通过操控他国舆论、扶持独立媒体、现场指挥夺权等方式展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均可见新闻干预的身影。对新闻干预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时时提高警惕。

关键词：新闻干预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颜色革命

历经数百年发展与演变，美国的新闻观念丰富多样。但是，其新闻观念的核心被理论家们建构为“新闻专业主义”。随着西学东渐，“新闻专业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内对美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认知。事实上，美国的新闻观念是“双重人格”的存在：一方面，就其国内新闻实践而言，为了标榜媒体在多党林立的政治环境中的中立身份，倡导新闻专业主义；另一方面，就其国际新闻实践而言，为了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实施的则是“新闻干预主义”。对前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著述多如牛毛，褒贬不一；对后者的研究，却呈零星之态，西方新闻学界几乎不提，而国内新闻学界亦少有研究。

“冷战”结束后，新闻干预主义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由旗帜鲜明的干预转为以“中立”身份出现的潜在干预，并且代替了外交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封锁，成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近年来美国新闻界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不烙下新闻干预主义的痕迹。因此，对新闻干预主义的揭示与研究，对揭露西方新闻界专业主义外衣之下的本质，及对全面阐释西方新闻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起源

所谓新闻干预主义，是指一国政府或媒体以新闻媒体为工具，通过新闻报道、煽动舆论、制造谣言等方式施加舆论压力，干预他国内政，从而实现扶持其所支持的派别或推销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行为。美国新闻干预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理论渊源与专业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等观念密切相关。

（一）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两驾马车：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干预主义

论及新闻观念，首先必须考虑观念的主体。从现实来看，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干预主义存在两个主体，即新闻界和政府。对新闻界而言，新闻专业主义是其调整与政党、政府、企业、同行和受众的关系而作出的选择，是政治妥协的产物；[1]新闻干预主义则是推行其所主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的工具，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中心主义的产物。同时，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经常被视为是新闻界的自觉性行为，是新闻界对自身职业、身份、报道、理念和道德的追求，而缺乏对政党和政府在专业主义形成过程中作用的考量。事实上，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在美国能够成为主流新闻观念，其背后与政治体制设计密切相关。美国开国之初就已把权力制约作为建国的基本准则，而其《宪法》修正案中对新闻自由的强调，并非新闻界职业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党政治设计的结果。基于新闻自由的新闻专业主义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并非完全是新闻职业发展的结果。

由此可见，新闻干预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推行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两驾马车”：前者被贴上了“独立”“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的标签，从形式上证实其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是对外通过媒体推行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观念支撑，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他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

（二）报道国内外新闻时的双重标准：新闻自由主义与新闻干预主义

正如上文所述，新闻自由某种程度来说，是政治制度的产物，而非新闻界争取的产物。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塑造出了新闻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对维护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言是有利的。

当然，这种新闻自由主义也不是绝对的。在国内，当面对机密、种族等问题时，新闻自由就会得到限制；在国外，当面对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时，新闻自由就会成为“旗帜”“口号”，为干预他国铺路。可以说无论新闻自由主义多么标榜“客观”“独立”“公正”，当面对国家利益时，如外交、军事，其自由就不得不有所打折或屈服于政治要求，转而投向干预主义。

可见，在报道国内新闻和国外新闻时，美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是有双重标准的，必要时候干预主义会作为“替补”出现，并把这种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其干预他国的目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新闻干预主义下的产物，犹如不能说美国媒体的国内新闻报道都是新闻专业主义下的产物一样。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国内新闻报道中的突出表现是“水门事件”这类的“调查性报道”；那么新闻干预主义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突出表现则体现在“苏联解体”和东欧系列“颜色革命”之中。

（三）贩卖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工具：人道主义干预与新闻干预主义

美国政府对国内媒体，要求在对外报道时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并有意扶持一些媒体专门从事新闻干预工作，如美国之音；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对内强调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主义，对外时的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让步于“国家利益”，奉行干预主义。尽管其表面上仍声称是专业主义报道和新闻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但对这种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尽管新闻干预主义在某些时候顺应了所在国家的一些民意，但总体而言这种新闻干预实质是对他国内政的干预。从这方面而言，其理论具有人道主义干预的痕迹。

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不一。从国际法来看，人道主义干涉与现行国际法的基础即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是相冲突的。但支持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继承了历史更加悠久、影响更为广泛的道德和正义传统，是一种‘不合法但正当’的行为”，[2]“卢旺达大屠杀”的发生，正是因为国际社会未能及时干预。这种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具有正当性、支持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也有学者批评指出，“政治霸权与意识形态支配相补充，是任何历史背景中强权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人道主义干预概念“非常符合想诉诸武力的霸权国的目的”，在现在的国际格局中，“这意味着正义战争概念的复兴，其规范标准由战争发动者界定。”[3]“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正是美国借口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展开的入侵行为。对此，有学者指出，“理想化”的人道主义干预是一国为制止另一国内部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由于涉及对主权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行为势必会引发更深层的担忧和争议”。[4]换而言之，这种理想化的本意在实践中，其干预动机、过程和结果很容易偏离，成为贩卖资本主义制度，推行霸权主义的借口。

二、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本质

新闻干预主义的实质是政治干预。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开始，美国新闻界在干预他国的实践中就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两者有时媒体占据主动，有时则政府占据主动，但其本质都是干预。20世纪的“冷战”，使得军事干预步伐缓解，而新闻干预逐渐成为美国干预他国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新干预主义”的兴起，新闻干预与军事干预一道，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可以看见美国新闻界的影子。

（一）政治干预是新闻干预主义的核心

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既是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典型，也是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产物。此时，正直美国推行扩张政策时期，有着想成为世界事务的强有力的参与者的强烈愿望，泛美主义成为美国对中美洲各国内政的明目张胆的干涉；并且，许多美国人对领土的扩大感到自豪。这些使得美国人感到他们应在世界上提倡和平正义的思想。[5]19世纪90年代，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在美国得到广泛同情。奉行“新闻干预主义”的美国新闻界开始发挥其作用。

在促使战争爆发和战争推进的过程中，美国新闻界采取了几种做法。一是报道西班牙当局的暴行，从而为美国海军提供机会，以证明它对西班牙的战争是正确的。二是夸大或捏造事实，激化紧张的局势。从1895年古巴起义到1898年美西交战，纽约的所有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关于古巴的报道。三是渲染古巴的悲惨情景，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军事干预提供依据，有的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但也能起到催化剂作用。四是关键时候冲锋陷阵。战争爆发后，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本人亲自领导《新闻报》参加战斗，《纽约先驱报》记者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领导了一次冲锋，并受到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嘉奖。这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新闻报》记者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从古巴打电报给赫斯特，说那里不会有战争并准备回国时，赫斯特回电说：“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威尔克森（Marcus Wilkerson）等人研究表明，赫斯特的《新闻报》、普利策的《世界报》等对导致“缅因号”军舰沉没的报道，造成了一种战争的精神状态。[6]正因如此，“美西战争”被戏称为“赫斯特的战争”。[7]

通过“美西战争”可以看到，美国的新闻干预主义核心是政治干预。这种政治干预，在19世纪表现明目张胆的扩张政策，新闻界的做法就是以“人道干预”之名鼓动战争甚至直接参与战争。而赫斯特鼓动战争的做法，在其后美国的新闻干预中亦被广泛采用。

（二）冷战思维是新闻干预主义的根源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及两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对立的国际格局形成，军事扩张隐退于意识形态战争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冷战”拉开序幕之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人道主义干预名义下的军事干预已失去了基础。在军备竞赛、经济封锁的同时，西方国家转而投向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奉行干预主义的西方国家和新闻界，开始采取通过新闻干预实现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隐性战争模式。这一过程中，以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扮演了关键性作用。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界“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声音高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时占据上风。美国开始把非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国家看作另类，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推广其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凭借庞大的媒体集团侵入各个国家，从新闻、电影、艺术等各个领域开始发挥其“和平演变”的作用，新闻干预在国际政治中成为美国推广其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基于“冷战”而发展起来的新闻干预主义的继续蔓延，实际上正是“冷战思维”的遗物。同时，伴随“冷战结束”，自诩为“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西方国家，开始使用“保护人权、制止暴行”的原则证明自身行动的正当性，开始盛行“新干预主义”，军事干预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在“冷战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闻干预继续发挥作用。

（三）新闻自由是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旗帜

作为新闻界普遍奉行的标准，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强调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一国而言，新闻自由是保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功能，保证人民群众行使表达权的前提条件。然而，新闻自由一旦被视为口号使用，就可能成为干预他国的工具。

这主要表现在，在面向被干预国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本国新闻力量营造国际舆论氛围；另一方面，会在被干预国家竖起“新闻自由”的旗帜，抨击他国新闻不自由，弱化他国政权合法性，并扶持反对派的媒体，间接干预他国内政。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基于传统媒体而抨击“新闻审查”“媒体控制”的“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继续存在的同时，干预主义的视野逐渐转向了互联网。他们抨击他国互联网政策，主张“网络无国界”，回避“网络空间有主权”；同时，积极推行“翻墙”技术。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美国国务院和广播理事会资助了几个破网项目，美国政府每年要投入数千万美元给现有的翻墙系统。[8]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更是在公开场合声称，支持研发翻墙技术。其目的，正是试图绕过传统“新闻自由”旗帜转向互联网，以便于介入他国的舆论场。这既是在网络世界中推行干预主义的方式，其本身也是干预主义的一种表现。

三、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作用机制

综观美国新闻干预主义的历史，在面向他国时，其所采用的干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要实现推销西方民主和意识形态，推翻或瓦解他国政权的目的，就需要这些干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一）操控他国舆论，传播不利信息

在新闻干预主义指导下，操控舆论是美国擅长使用的方式。这种操控表现为几个方面：

首先，操纵他国国内舆论。当他国新闻管理政策不允许海外媒体随意进入时，要实行新闻干预，只能从操纵舆论入手，即收买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做代言人，通过媒体等渠道直接发声；或宣传西方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独立于政府等西方新闻观念，通过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观念而隐性干预。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往往会第一时间介入，把普通事件逐渐引向反对政府，并提升到意识形态高度，从而改变舆论的本来面貌。

其次，操控他国国际舆论。在一国发生重大事件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凭借强大的媒体集团、新闻报道和话语权，就会在国际舆论舞台上大造声势，给他国造成国际舆论压力，实现其“软打击”的目的。有时，即便一些不足以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小事，但由于其话题涉及政府或意识形态因素，也会被放大。一边是放大不利因素；另一边则压制他国不同言论的空间，不允许媒体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内容。

再次，营造国际舆论进行“舆论倒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众接触其他国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又给新闻干预主义提供了新的干预渠道，即采用“舆论倒灌”形式进行干预。具体而言，即一国发生的事情未引发舆论关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媒体会大肆报道和评论，做大事件影响，发出渲染情绪的声音，而后以文章、文档、截图、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在网络新媒体平台和各种社交朋友圈中转发，从而实现倒灌舆论的目的。

（二）扶持“独立媒体”，激化社会矛盾

新闻干预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推进其所谓的“民主化”进程，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激发社会矛盾，引发人民群众对政府或执政党的不满情绪，煽动甚至推动群体性事件是其实现否定现有政权、扶持新政权的基础工作。

当一个国家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渐改善舆论环境，言论空间得以拓展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由新闻自由开路，开始扶持“独立媒体”，并通过“独立媒体”散播各种反对言论，煽动民众敌对情绪，激发社会矛盾。

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干预方式较为明显和简单，就是以投资、参股、基金支持等形式，直接创办或间接扶持已有媒体，成为其代言人，并号称是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独立媒体”。一旦有不利于该国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事件发生时，就大造舆论，对政党和政府形式压力；即便没有相关事件发生，有时也会对不相关事件进行引导，把矛盾引向官民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

新媒体时代，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带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对人民群众而言，这有利于他们表达意见，维护自身权益，无疑是好事；但这同时，由于把关机制的弱化，也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新闻干预提供了契机，他们通过收买组建水军团队，对一些舆论事件进行干预、引导，挑动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故意把一些事件引向官民冲突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去，以图实现对他国政党、政府和意识形态形成舆论压力。

（三）现场指挥夺权，颠覆他国政权

在新闻干预的作用下，被干预国的社会认同一点点被损坏、击碎、蚕食，最终使社会缺乏共识，激化社会矛盾，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乃至暴动。而一旦社会暴动出现，新闻干预就会演变为现场指挥式的直接干预，实现颠覆他国政权的目标。

正如赫斯特通过新闻报道引发“美西战争”，然后亲赴战场一样，新闻干预一旦引发他国社会暴动，各种潜藏幕后的意见领袖就会站出来现场指挥，乃至阻止暴动的结束。1989年“格鲁吉亚事件”中，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采列捷利（Церетели）亲自组织、策划群众运动，造成格鲁吉亚紧张局势。当军方向群众喊话，建议群众离开广场时，采列捷利从医院跑到广场，鼓动人们不要离开广场，要忠于誓言。[9]类似的现场指挥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发生的系列政治事件中并不少见。

一百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新闻干预，制造舆论事件，施加舆论压力，不断地触发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政权瓦解事件发生，助力其领土扩张、政治制度推广和意识形态扩张。和平年代，大国交战可能性降低，但以新闻、舆论、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力量而开展的“和平演变”和渗透仍在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应对西方新闻干预主义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调研项目《西方新闻干预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机制》成果。）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