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我认识Colin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2001年5月，我应邀到英国历史悠久的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当时的东亚系重点关注研究中国的媒介体制和政策。时间只有一个月，我要充分利用这一个月，既希望在杜伦大学的研究有所收获，更希望能拜见几位在英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和学校。最后一周，我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谢菲尔德大学、立兹大学，还到伦敦拜见 James Curran，不过阴差阳错，没有见到。最后一位访问的就是Westminster大学的Colin Sparks教授。

　　我到学校位于伦敦西北部的Harrow校区的传播学院时已经中午，在介绍人一位台湾的博士生的带领下，有些诚惶诚恐地见到了Colin，他建议我们坐在庭院中，喝咖啡，聊聊天。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请教一些问题，表示以后有可能多多合作。他都认真作答并欣然接受。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好且自然。从此后，就开始了与这位媒介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的交往。

　　随后，我邀请他来参加2001年的“中国传播论坛”，这个是由我校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年会。那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从此以后，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常常来中国，几乎每年，有时甚至一年几趟来中国开会、讲课、开设工作坊，后来，还在中国带了联合培养的博士生。

　　他来中国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武汉、西安、南京和杭州等地，除了偶尔给当地的媒介机构做些讲座外，主要在各个高校的舞台上展示他的研究和思想。随着象他这样的来自欧洲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学者的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视线，中国的传播学也逐步加快了多元化和多样化。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教育领域逐步引入了传播学。那个时候，只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所学校在译介、讲授传播学这门学科。由于最早介绍的来源大多是美国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访华等因素，中国传播学界更多接触和接受的是美国的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大众传播学。与此同时，正好赶上中国媒介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美国大众传播学提供的思想、方法和范畴体系等在中国都有了大批的拥趸。它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对微观的改良主义立场都恰逢其时地契合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因此，国内的学者和业者便孜孜不倦地大量研究诸如传播内容与技巧、传媒经济与产业、广告与公关、宣传和传播效果等等紧扣国内需要的课题。

　　来中国讲学和研究的国外的学者，包括在国外的华人学者也大多是美国传播学流派的代表者，他们继续扩大着美国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学术传统和成果的影响。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微观乃至中观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可是改革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社会治理结构等宏观问题日渐突出后，人们渐渐发觉原有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体系很难完全且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这个时候便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那时起，国内开始不断地扩大了传播学介绍和引进的范围与领域。美国除了大众传播学外的其他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渐为国人所知，与此同时，学者们和学子们也开始发现西方本身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整体概念，它的内部还有许多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化导致的学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才使得传播学如此的丰富多彩，且难以把握。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来自西欧的，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媒介研究中的各个流派和各种理论范式。这其实也流露出了另外一种遗憾，就是非英语世界的重要的思想，如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世界的传播和媒介研究成果也还没有充分为国人认知。

　　我还记得，90年代末，我校校友、现在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传播学者的赵月枝教授第一次在国内讲课后的同学反应。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一个西方来的传播学者为什么还动不动就引用马克思和其他一些批判思想家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还提到了阶级、冲突、权力斗争等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日益被人们淡忘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说实话，这些年来的去意识形态化在国内是非常见效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消费主义成了主流话语，娱乐致死成了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境中长大的学生们不好被责怪，因为他们被另一种倾向给改变了，他们真的比西方青年更加缺少意识形态意识，他们比西方青年更加关注微观，更加实用，更加工具。当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传统不同的媒介日益被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国内的学者和学生们还真是有些茫然若失而不知所措。

　　Colin在国内讲课时同样面临到这样的反应。学生们下来问我，他所讲的东西的确给了他们以震撼和反思，但是到底有什么用。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我真的只有感触了！

　　不过，好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的传播学界不断地学会了多个视角看世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等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大量进入中国的传播学界。

　　Colin就是其中被引进最多的学者之一，不过不是著作，而是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和研究。他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跟随著名的霍尔教授完成了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应该延续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开始和拓展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之路，不过他还是转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至于他最终长期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工作，并多年来一直任所长，致力于推动该所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重镇。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由Nicholas Garnham和Graham Murdoch等一批学者创立的，他们都是英国学界的、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学者。他们在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土壤中，种植了传播学的种子，嫁接其他批判思想家的成果，开拓出了对传播和媒介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过程中权力关系与结构变化研究的新天地。这种研究突破了媒介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媒介在其中的国家体系，乃至世界分工体系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Colin Sparks的传播和媒介研究延续了他们这批学者的传统，但是另辟蹊径，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与民主化、媒介与全球化，他早年对新闻学与流行文化有过研究，如出版的编著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后来，又深入研究了东欧的转型社会，他去过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多次，形成了专著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ith Anna Reading),1997）近年来还关注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不过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分析框架是批判性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倾向在读者手中的这本新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质疑，对大众传播带给国际社会的发展能力、方向、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这个是他多年来始终关注此类问题的结果。当然，中国也成了他这本书分析的重点国度之一，因为，中国日益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而且他又来过中国多次。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对中国传媒问题的探究，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理解等都可以在这本书和他在中国的讲座中点滴流露出来。

　　在象Garnham，Murdoch,Sparks等一批批学者的共同构筑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的研究倾向日益明确，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家James Curran 甚至专门撰文提出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威斯敏斯特学派”（Westminster School），并对这个学派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8年12月18日，英国官方机构公布了几年一度的科研考评报告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传播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平名列第一名。

　　这种成就与Colin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的视野非常国际化，因此，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管理也非常国际化。读者从这本著作的国际关怀中就可以看出前者。不过，读者可能还有所不知，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还成立的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re），成为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后来，又成立了阿拉伯媒介研究中心等。

　　2006年2月-8月，在Colin的盛邀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努力推动下，我非常有幸成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Leve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等我到了伦敦后才知道，这个由英国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交流来的访问教授地位非常高而重要，这个基金会每年资助英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英国需要但是又缺乏的研究领域，从全球物色不多的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到英国研究和讲学。Colin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他安排我在伦敦进行了三次公开讲座，并在讲座结束时认真而激动地建议我要将这些内容用英文出版成著作，还积极帮我联系英国的出版社。不过，由于自己的忙碌（其实是一种借口），我半途而废。

　　他利用他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和学术网络，向欧洲的大学推荐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去讲学。事实上，也就是在国际穿梭的这半年，我到了欧洲和北美洲的10多所大学讲座，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中真正体会并领悟到了作为当代学者，素质中的人类关怀、国际视野、公正意识之重要性。

　　就我们个人的交往而言，尽管我与他相比，学术成就、年龄、人生轨迹等相差很大，但是，我们建立在共同学术领域、相同的学术追求基础上的友谊非常长远和稳固。每次我访问英国，每次Colin访问中国，我们都尽力安排见面聊聊近期的研究和工作，在正餐、便餐和咖啡之中，无所不谈。从中国的改革、媒介的变化、高等教育的问题、中英文化的差异，乃至我细致入微并耐心形象地给他解释中国社会独有的一些概念的文化和社会涵义，比如“关系”。

　　从日常交往、授课课堂、学术会议等看到的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发现他具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最为重要的两种思维品质和能力，即 think big 和 critical thinking。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对事业、对学术、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世界都是高度负责的。他还是一个拥有深度思想和高度学术水平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从这本新著中也可以看出，他敢于挑战已被人熟知并普遍接受的全球化事实，以及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主导理论，如书中提到的参与式范式、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范式等，大胆提出了“全球统治结构”。尽管这些有待历史和学术界去验证和争论，但是这种学术追求是非常感人的。

　　除了这些，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友人都非常热情但有非常有度的人。他很享受西班牙和中国美食，他很珍惜与家人的美好时光。他对朋友和学生鼎立相助，孜孜不倦，做事充分仔细，但是又张弛有度，很有英国绅士的克制力。

　　Colin等一批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俱强的国际传播学者带给中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影响还是颇大的。至少我本人更加意识到知识脱胎于社会，我所追求的某种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的融合体是为了解释复杂的中国媒介现实。西方经典经济学派的研究在自由市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很管用，但如果用来解释中国媒介与传播，作用和意义就很有限。我很少提传播学的本土化，尽管研究对象是有本土差异的，但真正在研究对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全球适用的，也许这个适用是有限度的。非要创造出来自己的一套理论只适用于中国，那还不叫理论，概念化和抽象度不够。换句话说，我认为我国传播学发展亟待提升的是国际化，第一个方面是思维方式国际化——理性、逻辑、批判、独立，第二就是使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对象是中国的，话语体系是国际通行的。国际化都还没有做到，何来批判吸收、兼容并举的本土化研究？

　　现在我们的研究需要把思路打开，先要多样化，哪怕它不科学、不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框架逐渐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体系，不要过早苛求，让它去尝试、去放开。当然，要特别记住胡适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Colin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和社会现实之间有如此真实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而研究现实也正是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使命所在。

　　胡正荣

　　2009年8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