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韩国民主政治的演进过程中新闻传播政策的变迁入手，来探析韩国军人官僚威权主义对新闻业的影响，并从威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存在的阶段合理性、时效性及其以军人为主的强人政治特征，来反观韩国50多年的时段中政府与新闻业之间多次的对立与缓和、抗争与协调、对峙妥协。总体来看，韩国的民主政治衍变过程中政府在新闻业的管理中处于强有力的主体地位，新闻业者和媒体改革团体不断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权益，最终达成了政府与媒体之间利益互换、协商共谋的关系。
关键词：韩国 民主政治 威权 新闻传播政策
韩国光复以后，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建构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然而，实际政治过程却滑向了长达30多年的权威主义，20世纪90年代左右，韩国重新回归民主轨道。韩国民主政治的演进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从简单地引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过威权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再向实质性的民主化转变。在民主政治制度衍变中，韩国的新闻传播政策也随之变迁。
一、民主政治衍变各时期的新闻传播政策
（一）40-70年代朝野对立中的新闻传播政策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经历了600多年的封建统治以及40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后，韩国突然转向了民主主义。
李承晚执政的第一共和国（1948-1960）虽然建立了民主主义的制度框架，实际施行的是专制主义高压政策：权力集中到李承晚个人手中；为了李承晚再次当选或长期执政两次修宪；限制言论自由，持不同政见报纸的舆论阵地受到限制（如：将韩国党及其喉舌《东亚日报》停刊、《京乡新闻》被停刊甚至被迫解散）。
1960年，反李承晚独裁的“四·一九”舆论革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李承晚被迫下台。以张勉为总理的第二共和国（1960-1961）广泛扩大了社会的民主权利，大幅度调整了权力结构，并取消了对舆论的各种限制，新闻事业一度获得繁荣发展。表面上看，张勉政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政权又回到了民主主义的轨道。然而，民主主义带来的不是社会的安定、有序和发展，而是朝野对立的混乱和无序。
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进入朴正熙的威权主义政权时期，经历了半威权主义到“维新体制”后的高度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朴正熙政府颁布《新闻、通讯社设施基准令》，对新闻机构进行大幅度整顿和查封，废除千余种报刊，再次对新闻界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 1961年《民族日报》的社长赵清寿被判处死刑，1964年《朝鲜日报》记者李泳槽因报道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中的提案而被捕，同年11月，文化广播电台社长黄龙珠因在《世代》杂志发表文章“统韩论”被国会立案逮捕。
朴正熙时代初期，新闻业是军事政权控制和调动的对象，比如对报纸实行“采访证制度”，但作为私有企业也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府一手高压的同时一手给予新闻业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经济上的资助，使得韩国新闻业具有一定的政治依附性。
60-70年代新闻事业在政治高压的控制之下继续向前发展。1964年8月韩国新闻联合委员会(JAK)成立，作为新闻界常设的自律机构，其宗旨是“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i]。同时，“韩国新闻奖”、“韩国记者奖”、“韩国杂志言论奖”、“韩国广播大奖”纷纷颁发，作为对新闻界高压控制的一种补偿。
60年代私营广播电视开放，允许亲政府的集团开办广播电视节目。政府还允许报业跨媒介经营，1963年《东亚日报》开办私营东亚广播公司，1964年三星等企业集团获准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开办了首尔广播电台。1973年，韩国广播系统更名为韩国广播公司(KBS)，根据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公司从国营企业改为公共企业。标志着垄断资本在韩国的传媒领域占有了主体地位，媒体的商业属性被强化。但是它的性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名不符实，依然是政府直接对其实行控制。
60年代以前，面对政府对新闻传播的审查控制，新闻界的反弹和抵抗时有发生，在新闻界与政府的角力中，政府往往占据上风；1972年维新体制以后，韩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更加的法制化，新闻业成为国家附庸性的“准国家机构”。[ii]针对韩国舆论萎缩的局面，韩国的记者在70年代前期多次掀起维护言论自由运动。
总体而言，此期政府对新闻业是以审查和管控为主，一定程度上的私有化也是配合政府经济增长的手段和工具。
（二）80年代体制与反体制对决中的新闻传播政策
1980年夏，全斗焕政变上台，他强调媒体的责任大过言论自由。基于这个理由，强力控制媒体，实施“言论整肃”。12月，通过实施《言论基本法》（Basic Press Law），包括设立管理机构、管制异议言论等。规定各新闻媒介“自发”进行改组合并，韩国的报纸数从28家减少到11家。对于报纸的内容也严加规定，政府相关部门每天发出具体的报道要求，包括持什么态度、发不发照片、放在什么位置等等细节。根据这个基本法，他将933名编辑与记者免职，查禁172种刊物，命令一万多名新闻工作者离职[iii]。
80年代，全斗焕政府以“公共利益” 之名强力实行广播电视制度改革。所有的广播电视机构都被合并到韩国广播公司(KBS)，并将政府宣导式的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引进西方管理模式，建立广播电视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以显示广播电视的公共性。广播电视委员会具有国家机构性质，可以审查广播电视节目内容，从一定程度上仍然侵蚀了广播电视的自主性；广播电视广告公司宣称具有公益性，为控制私营媒体企业的过度竞争，由它代理电台、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收取手续费建立公共基金反哺新闻团体，如：投资在文化与艺术的节目、电台设备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在职进修上[iv]，来积极推动广播电视文化的发展。但是，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未能改变业界对视听率盲从，对于收取的公益资金也未能合理使用，而一度遭到质疑。
在广播电视产权转变后，韩国媒体改革团体兴起，要求“公共电视”名副其实。反对运动者批判官方对媒体的控制，而在1973年发表宣言，认为媒体与政治人物均应觉醒[v]。在社会抗议声中，1975年《东亚日报》的记者要求官方不要再派情治人员到报社担任检查员。南韩政府为了报复，命令该报132名员工离职，又不准各大企业在该报刊登广告，结果《东亚日报》整个的广告版“开天窗”。这时许多读者不满政府的作为，愤而慷慨解囊，捐款输银，支持该报，结果捐款所得竟然高于原先应有广告收入[vi]。
80年代末期，韩国处于经济飞跃、高压独裁统治之下，体制与反体制的社会矛盾积聚。1987年1月，韩国大学生朴钟哲被警察毒打致死，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3月至6月,《中央日报》、《东亚日报》、《韩国日报》、《大邱每日新闻》等许多报社记者在采访集会和示威游行现场时遭受警察的暴力行为。于是，《汉城新闻》等全国26家报社发表宣言，要求维护言论自由，废除《言论基本法》，释放被捕的新闻界人士。1987年6月29日，权威集团内部改革派代表人物卢泰愚在抗议声中做出重大的政治让步，同意总统直选，并宣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关于新闻界的言论自由，卢泰愚表示：“政府不能控制媒介，也不应企图这样做。除非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对报业不应该强加任何限制。”卢泰愚上台后，新闻界朝向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废除《言论基本法》，新出台《定期出版物登记法》和新的《广播电视法》，声明政府不应干涉广播电视，取消新闻检查，开始放松对新闻业的限制。
略为宽松的新闻传播政策带来了报业繁荣。以1988年奥运会为起点，新报纷纷出现，报纸定价自由，版面也在扩张，报纸的登记注册制取代了许可证制度，从报纸内容上看消弭了许多以往的报道禁区。
（三）90年代民主与反民主对峙中的新闻传播制度
在民主与反民主的对峙中，威权主义正逐步为民主政治所替代。在抛弃威权主义之后，文官政治正逐步清算权威主义并消除不良影响。
金泳三上台后，在新闻政策方面基本继承了卢泰愚的做法，并进一步放开。1996年金融危机前，韩国报纸总数达到117家，主要以民营为主，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有《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韩国日报》等。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新闻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打击，媒体数量有所减少。金大中上台后，政治权利机构不再集中，这为新闻业的自由运作创造了条件，政党间的角逐也投射到新闻传播领域，其表现就是各党派裹挟新闻业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媒体党派色彩加深。
90年代，韩国形成了公营、半民营、民营、宗教等几个不同的广播电视体系。1995年3月，韩国开通有线电视，共有28个频道。同年下半年，开通9个卫星电视频道。至此，韩国的电视被普通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三分天下。1990年7月14日，议会通过新的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法、广播电视体制法，重新允许民营广播电视台。1991年底，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开始播出电视节目。KBS的管理形式亦向真正的公营性质转变。[vii]
南韩的电视改革团体在1993年举办“争取民主广电的观众团结研讨会”，强调应注意商业主义可能破坏公共领域[viii]。1987年执政党在社会压力下宣布民主改革后，MBC与KBS成立工会，力求媒体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平衡，积极争取公共电视的独立性：
一方面，工会争取在人事上摆脱官方的控制，抵制挑战官方对公司总裁的提名权与任命权。1988年，MBC工会以“无限期罢工”的方式反对官方的任命。在工会的压力下，MBC的总裁人选不再由政府控制，且MBC公股将归属新成立的“电视文化基金会”，不受政府控制。该基金会有10名委员，4名由国会提名，6名由MBC提名，其中2名由员工推荐。
另一方面，工会争取在编辑政策上独立于管理阶层的控制。MBC工会因抗议管理阶层新闻检查，而遭官方解散。但工会重组之后更具战斗力。在工会的压力下，MBC的总裁不得不辞职。之后，MBC工会以“无限期罢工”的方式向管理阶层争取到两项自主权。第一，员工有权提名部门主管。第二，员工可参与制定言论方针，如MBC内部成立“公正报导委员会”，它是由管理阶层与工会代表组成，讨论电台的编辑立场。
因此，在媒体改革团体的压力与期许下，南韩的公共电视不断争取到自主空间。在抗争中，南韩的公共电视逐渐独立于官方的控制，也争取到专业自主权。产权改变后，在媒体改革团体的努力下，南韩的公共电视逐渐名实相符，独立于官方的控制外。 [ix]
韩国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由直接的政府干预行为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过渡。新闻法规条例韩国《宪法》第21条有“所有国民拥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原则性规定。作为韩国新闻界最高级别自治团体的韩国新闻协会，制定了若干规定要求大众媒体遵守和自律。如有关新闻、广播的法律《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的法律》、《广播法》、《韩国广播广告公司法》、《广播文化振兴会法》、《综合有线广播法》等；有关出版的法律《关于出版社和印刷厂登记的法律》、《著作权法》等；有关新闻自律的规定《新闻伦理纲领》、《新闻伦理实践纲要》等。[x]
二、韩国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政策变迁的制度分析
（一）官僚威权向民主转型中政治性因素对新闻传播政策的影响
1、威权体制的阶段合理性和时效性在新闻传播政策上的反映
韩国光复后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执政。军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掌管国家的军事力量，而且相当大部分的政府官僚也由军人出身者担任，这是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典型特征。军人官僚威权政权中，权力的取得不是基于制度或法理，而是基于武力，因此容易被他人用武力取而代之。军人运用武力取得政权，而不是基于法理，缺乏政治正当性基础，因此必须强化社会控制以维护政治稳定，此外也给予人民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以换取人们对政权一定限度的认同。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对新闻业实行控制，建立起威权主义新闻政策。朴正熙时代使“为发展而独裁”成为韩国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新闻业作为国家的主要资源，应被积极运用于国家政策目标的达成，肩负协助作用，而把新闻业对国家政策的激烈批评视为助长国家分裂、不负责任的行为。[xi]朴正熙政府采取恩威并施的新闻传播政策，高压控制的同时予以经济扶植。反对派报纸有的破产，有的变节，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更有利于执政政府的控制，新闻业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朴正熙被刺杀后,其后的全斗焕政府基本上延续了朴正熙的新闻传播政策的思路，对新闻业的控制更加彻底、全面、系统，将新闻业附属化、工具化。通过维新宪法，军事政权强化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从制度上限制了新闻自由，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限制国民自由与权利。这使得国家介入新闻业、限制新闻业自由的行为正当化。新闻业彻底隶属于层级控制的军人官僚体制，成为积极支持、协助、宣传国家政策的“体制新闻业”或者“官办新闻业”。可见，军人官僚的威权政权不满足于单纯解除新闻业独立性，更积极地策划将新闻业演变为国家的一种统治手段或者工具。
新闻业对执政当局的服从、协助、忠诚换来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扶植和回报。政府为体制内新闻业的发展提供其资本积累的支援保障；对新闻从业人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偿和政治上的优待，让他们成为政客或者官员，如文化信息部部长和副部长职位通常是由新闻从业人员担任的，很多新闻从业者还当上了其他部门官员。新闻从业者为官，也打通了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对话渠道。媒介公司倾向于让它的雇员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圈子内得到晋升，这将帮助他们得到高层内部信息，增大独家新闻报道的机会。这种机制还有更深涵义：赋予媒介以政治权力。[xii]对媒体奖赏和媒体对政治权利的利用，使得一个权力网络形成了。在权力转换比如总统选举时，媒体发挥重要作用，经常在“制造总统”中担任重要角色。[xiii]新闻业拥有的强大影响力，使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产生，这一事实充分体现，在支配联合体系中新闻业的自治性及其地位的空前巩固。[xiv]
威权时期，政府为求政治合法性地位采取了上述的新闻传播政策，但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再依赖传统的威权手段来整合社会秩序已很难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政治革新、开放政治空间来证明自己民主自由、开明温和的姿态与形象。1987年发表的民主宣言和11月进行的宪政改革，表明后权威主义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变。
卢泰愚的“清算权威主义”的口号和与金泳三等的“三党合并”都是为了获得新的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后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更加证实了权威主义的过渡性和时效性特征。权威主义在韩国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为文官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是大势所趋。[xv]随着民主力量的加大，媒体在韩国政治、社会中的空间加大。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直接冲突渐渐少了，彼此之间更多是在世俗理性基础上形成利益互换，形成某种默契，形成共谋，这反映了一种政治方向的变动。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国家和资本等传统的主要支配势力的主导力及正统性减弱，新闻业在对国家和对资本的关系中恢复了相对均衡的比重，在支配联合体系中获得了确保自己地位的机会。[xvi]
韩国当局对新闻业的新闻自由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媒体改革运动兴起，媒体的公共和独立精神得以体现和发扬，强调媒体公共性与社会责任为目标的法律成为政府管理新闻业的重要方式，政府管理开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2、新闻传播政策变迁中政治强人主导、抗争、协调、妥协的轨迹
韩国军人官僚威权政治试图建立适合韩国国情的“韩国式民主”。在借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外壳的前提下，实行政治威权。比如，朴正熙以民主的方式批准了大总统制和通过选举产生总统，但同时赋予总统以绝对的权力。
威权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强人的主导。韩国政府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权力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地单向流动，同时把准军事的或类似企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引进政府。支撑这个政权的是军队精英、上层资产阶级、政府官员和私人领域的专家，以及无所不在的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xvii] 韩国军人官僚为主的政府联盟使得政治强人特征更为鲜明：组织的优越性、高度一体化的象征性地位，武力的独占。从而，建成强有力、高效率的政府机构。[xviii]
早在1979年就已出现韩国威权政治自由化，但军人背景的政治强人仍有不可小觑的主导作用，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抗争时断时续，最终走向协调和妥协。朴正熙遇刺身亡后，由于威权统治集团内部稳健派与强硬派的分歧，以全斗焕为首的军队强硬派干预政治，全斗焕的7年统治延缓了威权统治自由化的脚步，民主运动也陷入低潮。1983年后，民主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也不得不实行自由化措施，放宽对政治的限制。1986年，最大的在野党新民党开展1000万人修宪签名运动，抗议执政党拒绝修改宪法。1987年，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全斗焕被迫同意与在野党协商修宪。1988年1月25日，新宪法生效，韩国的政治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卢泰愚就任总统期间，通过直选产生总统，宪政体制中的制衡机制得到了发展，权威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xix]
民主转型期，政府一旦违反民主原则，群众总是报以规模不等的示威抗议：1956年汉城群众反李承晚独裁统治大游行，1960年由反对政府选举舞弊所引发的两次“马山事件”和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独裁斗争，1963年由金泳三组织的汉城反军人独裁大游行，1973年在野政界发起的“百万人请愿改宪签名运动”，1979年反对强行剥夺“民主斗士”金泳三的议员资格而引发的“釜马事件”，1980年反对全斗焕独裁所导致的“光州事件”， 1987年汉城发生为阻止“二金”分裂而使民主化受损的“尸谏”等事件无不说明韩国强烈的民主指向。新闻业争取自由的抗争是历次群众共示威抗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威权政体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多元主义，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xx]威权政府的态度是在保有军人官僚统治地位的同时实行有限民主，一旦危及政治稳定，便采取强制的管制措施。韩国强大的军人官僚威权统治，将民主建制的机会一次次搁浅，综观历史，同一个政党甚至同一个政治家，以重建民主始，而以埋葬民主终，以反独裁起家，又走上独裁之路，这种怪现象只能说明，民主制度在韩国这片土地上命运多舛。[xxi]
所以，在政治强人的主导下，威权时期的新闻传播政策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多体现了了富国图强、民族主义或社会正义的理念，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新闻政策大都与执政当局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反共等实际考虑有关。
（二）民主转型前后经济发展具有压倒性优势，促使政府主导下市场驱动的新闻业与资本的联姻。
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在政治上严惩腐败，大量吸纳技术专家进入政权，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以政府为主导对市场经济实行有效干预，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在社会领域禁止政党活动，压制民主运动；推行经济外交，形成了“威权+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在政治高压之下，韩国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xxii]从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的经济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阶段，在国家扶植下，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到了80年代，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身的产业化性质不断地表现出来。在1990年以前，韩国媒体产业曾经有过年均20%的高速增长。
60年代开始韩国新闻业发展处“官控商营”的模式，以电视为例，韩国政府以国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为主发展电视，另外两家私人电视台是亲官方的三星集团所有东洋电视台（TBC）和文化电视台（MBC），均以广告维生。80年代韩国政府大刀阔斧强力整合无线电视资源，建立国家广电集团，TBC并入KBS，MBC其70%的股份也给予KBS，KBS和MBC的寡头地位为其累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官方染指媒体和利润分配不均的现实，促使韩国媒体改革团体再度兴起，要求国有电视应尽公共责任，最终赢得媒体独立与自主，韩国无线电视逐渐转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共电视集团。[xxiii]从经济角度看，曾被压制的较具独立性的韩国新闻业在政治民主化以后所具有的根本特性，与之前韩国新闻业的资本积累过程密切相关。新闻业被收编为威权主义国家工具，在受到严厉束缚和压制的同时，又从国家获得非常系统、安定、大规模的特惠与支援。韩国新闻业把这种国家支援当作实现其经济自立、成为大企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xxiv]但同时可见，国家是媒体改革的重要行动者，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强力整并和改革最终使得政府、企业和民众均成为政策受惠者，媒体改革团体在媒体与政府之间起到了制衡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价值与权威主义政治价值提供了客观基础，资本手段的引入使得国家控制新闻业的方式更为灵活和隐蔽。民主转型后期威权主义国家实施的“国家吸纳式”新闻业控制方式作用有所弱化，卢泰愚政权主张通过“低度控制”和“高度诱导”，采取“包容式控制”方式来操控新闻业，而放弃依靠强制手段的“高度压制”。金泳三当政时期，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向前跨了一大步，国家不得不谋求一种建立在“利益互换”模式上的新的国家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国家再也不能把新闻业当作借助高压手段进行层级控制的对象，而开始承认新闻业是维持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重要协商伙伴，不得不承认新闻业是联合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在民主政治语境下，政府对媒体放松管制，释放了媒体的能量。媒体的产业功能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大了媒体与资本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从政府的控制中还没完全解脱出来，又陷入了资本控制之中，政府利用媒体的市场逐利偏好，对媒体进行间接控制，这样，媒体陷入了政治与资本双重控制的两难境地，媒体被资本挟持的趋向更趋明显。[xxv]（作者简介：向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i] 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9页。
[ii] 郎劲松：《韩国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iii] Kim, S. 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orean television industry: State, capital and media in globaliz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1997.P83.
[iv] 同上，P92.
[v] 林丽云：《威权主义国家与电视：台湾与南韩之比较》，《新闻学研究》第50期，第1页。
[vi] Kwak, K.: Civil society as the fifth estate: Civil society, media reform and democracy in Korea. In P. Kitley (Ed.), Television, regula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P239-240. 朱立熙：《南韩新闻自由转型过程的阵痛——以“韩民族新闻”为例》，《报学》1991年第5期，第78页。
[vii]陈力丹：《现代的漫长交战—韩国新闻事业及政策的演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2期，第63页。
[viii] Kim, Y.: The broadcasting audience movements in Kore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001 (23).P102.
[ix] 林丽云：《威权主义国家与电视：台湾与南韩之比较》，《新闻学研究》第50期，第20-21页。
[x]臧海群：《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1期 ，第56-57页。
[xi]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xii]同上第256页。
[xiii]同上第233页。
[xiv]张涛甫：《试论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4期，第59-60页。
[xv]杨光铮：《变迁与走向：韩国权威主义的嬗变》，《当代韩国》1998年秋季号，第36页。
[xvi]张涛甫：《试论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4期，第60页。
[xvii]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11-112页。
[xviii] 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xix]丁明秀：《韩国威权政体转型的动因分析》，《理论导刊》2006年第7期，第83页。
[xx] 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xxi]张涛甫：《试论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4期，第56页。
[xxii]丁明秀：《韩国威权政体转型的动因分析》，《理论导刊》2006年第7期，第83页。
[xxiii] 林丽云：《威权主义国家与电视：台湾与南韩之比较》，《新闻学研究》第50期，第1-2页。
[xxiv]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xxv]张涛甫：《试论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4期，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