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靠学科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传播学的教育、理论建树、实践运用、研究方法、面对新媒体冲击等方面都处在困境中，影响了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本文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论文，只是对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相关现象的感悟和思考，写出来求教于方家。
一、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简要回顾
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引进的传播学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中似乎出尽了风头。在传播学引进的初期，学界对其引进具有某种被动，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本关于传播学的“小册子”的前言中说：“既然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且在国内也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讨论；那么，我们就不应对此置之不理或一无所知。”[1]随后在80年代改革大潮的支持下，向其他社会科学的引进一样，传播学引进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本学科的学者曾对它寄予无限希望，认为：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我国是既有庞大的信息市场，又拥有数量可观的各种传播媒介的发展中国家。开放、改革的政策为传播学研究开了绿灯，发达的和初具规模的新闻事业为传播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列上了议事日程，传播体制的建立将会受到重视，又由于传统的原因和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我国可能更注意用较为实际的行为科学方法去研究传播学。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上，可能突出评价，消化和修正西方传播学理论；对欧美传播学进行综合分析，吸取其营养成分；充分估计和评价传播事业的现状，提出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通过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学研究模式和理论。”[2]
可以看出，此时学者们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充满了乐观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前后，尽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传播学有种种责难，甚至“使已形成并深入发展的传播学学术研究断裂，”[3]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仍然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历程，总的说来是顺利的，至于一些波折，为时比较短暂，影响也不大，并且均已成为过去了。”甚至认为：“我们也从一些国家的错误作法中吸收了教训，因而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得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4]尽管这时的看法中有不少政治背景的因素，但对这一新学科的前景还是看好的。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官方的一些积极措施的采取，人们对传播学研究前景的认识达到了顶峰。认为； “今天，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有了根本的改变。国人不再视‘传播’为‘资产阶级黑货’；党政一系列重要文件一再出现‘新闻传播’、‘信息传播’等‘新名词’；不少新闻院校更名为新闻传播院校；连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也将改称传播研究所。中国学人已经接近走完对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推介、消化、整理的路程，一些先行者开始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5]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和地区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适时、大量的被引入中国，有人因此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乐观，认为：“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的发展成为一件可能的事情，因为不会再遇到没有可以研究的对象的困难，而且应该可以和美国传播学在根本性质上接轨，使这种研究不再留在表面，或者是追究一些对于细部的问题。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6]但更多的学者却没有因此而兴奋，他们开始了对传播学研究历程的回顾与评价，对一段时间中存在的乐观进行了反思。认为：“传播理论滞后于传播业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基础研究薄弱；研究格局不理想；应用研究难上层次；对学科自身建设缺乏思考。[7]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反思更加深入，认为：“传播学学科发展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中……与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相比，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少令人耳目一新，其研究方法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而且难以用理论创新的方式回答时代对传播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课题。”[8]传播学的研究在近年来又出现了向基础回归的趋势，翻译出版了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中三本关于传播学常识的小册子，由著名学者陈力丹撰写了同以上图书类似的《传播学》一书，应该透露了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些考虑。
二、传播学研究面对的困境
尽管传播学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官方在1997年时也通过学科目录的方式给了传播学一个名分，在本学科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传播学的研究，但传播学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像其他相关学科一样完全成型。学科内外都存在一些对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地位的疑惑。
传播学教育的困境。自1997年传播学设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后，在高校中的位置似乎不成问题了。更有一些院校将传播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专业直接向本科阶段延伸，设立了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在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也都开设了传播学类的课程。应该说传播学在教育活动中的位置是没问题的了。可是无论是对整个专业而言还是对某一门传播学的课程而言，都面对着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传播学是干什么的？那些专注于就业市场的人还会直截了当的问到：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会干什么？，“最不凑巧的是，在它（传播学）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心。”[9]甚至是连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专业教师，对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未来就业充满了迷茫。在教学计划中很难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大量设置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课程将学生从进入传播学的学习阶段起就引向了新闻媒介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而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演讲、谈判、修辞等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个人传播能力与技艺的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基本没有体现。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了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传播学运用的困境。……（此处有删节）
传播学理论的困境。西方传播学有自己的流派，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不管互相之间有多大的不同，总有各自的完整体系、结构、范畴、方法，也充分适应了他们各自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的需要。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是打从引进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实现本土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已经成功地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阮志孝认为：“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10]吴廷俊也认为：“我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有什么特点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与新闻学者和新闻业者的关系密切，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发展的需要是传播学引进和研究的动力。”[11]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传播学研究从起步就被打上了浓厚的传统新闻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和宣传学的烙印。有人甚至明确提出：“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宣传学，也可以把传播学视为对传统新闻学的扩展和补充。”[12]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同新闻学、宣传学纠缠在一起，令人一头雾水。童兵认为，“至于有影响的具有开创性的新发现几乎没有，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的层次，此种研究虽非毫无是处，但对于提高传播学研究的水平，难有助益。”[13]在外学科看来，传播学就是传统新闻学的翻版，就是宣传学的延续，无法给传播学一个应有的定位。
传播学方法的困境。传播学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从相关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借鉴了许多成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对于在西方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方法是成功的。但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照搬这一套研究方法却成了问题。在目前所见到的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大致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钟情于此法，并在不少的学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有来自海外的知名学者连续不断地向内地学者和学子介绍。但就内地学者而言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显著成果的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机械的套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用中国的事实来再次证明在西方已经被证明的原理、定义、观点等。第二种也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质化方法，以欧洲的批判方法为代表。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比较欢迎的方法，但其欢迎的理由并不主要是其研究的科学性，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和结果。第三种就是经常采用的、熟练的经验总结式和感想式的研究方法。其实不能称之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其中的一类是在传播实践一线工作的职业人员对自己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的总结。在这些成果中不乏精彩之作，像孙玉胜、李大同等人的研究成果，但为数很少，大量的是为应付提职而必需的任务性论文，缺乏理论的建树，没有基本的方法；另一类是高校师生因自身或客观条件限制而做出的感想式论文，虽时有闪光的火花，精彩的名言，但对学科体系的建设无太大帮助。大量不规范的所谓成果展现在其他学科学者面前时，传播学的研究就露怯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会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在同其他学科的PK中传播学自然很难取胜。
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什么是本土化，大家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人甚至认为根本用不着提什么本土化，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像自然科学界只有物理学、化学，而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一样，只有传播学而没有中国传播学。此话不假。但是传播学毕竟不同于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和化学，甚至不同于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一些学科，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传播学一定有一个适应“水土”的过程。再说中华文化的历史遗产中确实留下了众多的传播实践经验和传播思想成果，不能将其汇入世界传播学的学术宝库中，始终是一些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心头之痛。而传播学的本土化过程将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完全运用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思维观照中国的传播历史和传播现实是不合适的，而目前又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实际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和模式。无论是定性的研究还是定量的研究，无论是数理统计还是民族志，没有一定数量的掌握现代传播学精髓又能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是无法完成这一壮举的。更何况还有连传播学的ABC都没有完全搞清的时候，就高叫本土化的现象，则完全背离了本土化的初衷。
传播学研究人才的困境。……（此处有删节）
传播学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是在传统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中形成的，尽管其基本的东西并没有过时，但对新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把握能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研究在基本理念、受众变化、手段更新等方面的适应性，还没有被研究界所掌握。常常下意识地运用影像时代的思维模式考虑“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问题，忽视了时代、环境变化后传播事业、传播观念、传播媒介的特殊情况。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传播学同样应该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独特的思维模式，为解决数字多媒体时代的传播现实问题而努力。
三、几点思考
传播学的引进既不能畏缩保守，也不能急功近利。……（此处有删节）
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此处有删节）
传播学教育既要精英化，也要贫民化。自从人类的传播活动职业化以后，传播媒介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握，传播成为被精英阶层所掌握的、用以传达经营阶层声音、维护精英阶层利益的有效手段。帕森斯等认为，“一群有同等声望、资源、信仰、权势的人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后来语言文字又扩散到社会的上层，并逐步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15]而时至今日由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被社会上层所掌控的状况正在被打破，互联网位普通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参与社会性传播的手段和机会，传播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参与的普通社会活动。体现人类传播活动和媒介运行基本规律的传播学自然也应该被社会的各个阶层所掌握，传播学在我国向上下两极的扩散是自然的。英国早在20世纪的初叶就开始了面向全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紧随其后开始了媒介素养的教育。我国近年来也在不同的地区和学者中开始了媒介素养的研究和教育，可以被认为是传播学贫民化的一种努力。[16]当然，作为学科发展的旗帜和中坚的精英学者的出现对传播学的发展是必需的，在普及传播科学的同时，为顶尖级的学者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为优秀的研究团队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在学科发展中始终不应被忽视。
传播学研究要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科学的研究不是一件完全急功近利的、实用的工作，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虽然说任何人的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成果，人们总是试图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来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就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力量。传播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不应成为诠释政策的手段。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传播学的本体，而不是随特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的变化，那将永远找不到传播学独特的社会位置。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吸取传统新闻学发展中的教训。
传播学研究一定要遵守哲学社会科学和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同上一问题相联系，传播学的研究除了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应该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还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除了要遵循人类科学研究的一般的学术规范以外，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建立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应有自己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学术规范不仅仅是对学术作风等方面要求的低层次要求，还应该是能体现本学科学术尊严、学术价值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本学科独特的、对社会发展有特殊作用的、外学科无法替代的研究对象。传播学要在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竞争中赢得尊重，首先就要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自己独有而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东西。（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 戴元光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3]戴元光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4] 张隆栋等《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5] 童兵为段京肃的《基础传播学》所写的序言，该书199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6]路海波《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业已到来 》，原载《现代传播》，见“传媒观察”网站（http://www.chuanmei.net）。
[7] 戴元光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8]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9] 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引自http://www.ddcbxj.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5。
[10] 同上。
[11] 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引自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11-21 1:57:16
[1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4页。
[13] 引自戴元光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14]陈宝泉《语言文字工作是建设强大国家的基石——访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博士》，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24日。
[15] 参见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6] 参见段京肃等《媒介素养导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本文为摘要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