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尽管当时对批判学派的引进基本上只是对政治经济学派的引进，且只在《国际新闻界》一块阵地上有所体现，甚至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是一种传播理论，但笔者认为，批判学派不是夭折了，其理论其实一直根植于中国学者内心。但由于知识生态的压力，经验学派的那些行政研究更容易正为一种显在的学术形态，而批判学派在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学术形态。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的双重学术标准就这样定型了。
关键词：双重学术标准 批判学派 夭折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刘海龙提到了在传播学初期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夭折”（他认为是“失踪”，但可能用“夭折”更合适些）。他本以为，中国早期传播学对批判学派的冷淡是因为没有引介相关的批判理论，然而在他对1979—1989年的《国际新闻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发现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他指出：“在传播学早期的引介中，批判学派没有缺席，对席勒思想的介绍不仅时间早，而且在篇幅上也超过了来华的施拉姆。”[1]但事实是中国的学者后来选择的是施拉姆而不是席勒。许多文献从侧面论证了刘海龙的观点。早在1983年，祝建华等人在介绍国内西方传播学引进状况时，只是提到了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1982年2-4期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的上中下篇，完全无视早在1979年第1期第1篇就是林珊摘译的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2]而在1998年前后廖圣清回顾中国传播学发展20年的历史时，提到的是1979年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1979年第1期、第3期和1980年第1期连续摘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文，也没有提到同一本杂志上的席勒的文章。[3]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破解的历史存疑。
我认为，刘海龙发现的并不仅仅是传播学30年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其背后所昭示的正是3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生态困境。反思他们的困境，也许比破解一个谜更有意思。
一、批判学派引入的历史原貌
在回顾《国际新闻界》1979-1989的文本时，刘海龙对批判学派的引进做了如下描述：“批判学派的介绍不仅不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而且在数量上并不逊于经验学派的译介。……包括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坎的《媒介的垄断》（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部分章节）、戴维·阿什德《传播媒介统治权》等。在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中，如英国学者詹姆斯·D·霍洛伦：《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由来》、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A·怀特：《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模式过渡》中，批判学派占据了重要位置。怀特的文章还对‘文化研究’做了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清晰全面的梳理，重点介绍了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的主要理论。英国学者尼·甘纳姆的《传播媒介与公众社体》（‘公众社体’现在译为‘公共领域’）也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4]但若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仅凭这些资料是不够的。
从1979年1月复刊开始，到1989年底，《国际新闻界》一共出版了42期。在总共发表的694篇文章中，有95篇文章是与传播学相关的文章。在95篇传播学文章中，有62篇是译入或摘译的传播学文章，占全部传播学论文总数的65.3%。去除应用传播学论文或传播技术的介绍性文章，有29篇理论文章（连载文章不管连载几次都算一篇）具有批判或经验的色彩，这其中属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有19篇，占总数的65.5%。在所有作者中，最活跃的学者是批判学派的席勒，他以10篇文章远超其他作者，而排名第二的施拉姆仅发表了4篇文章。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批判学派的文章是遥遥领先的。
……（此处有删节）
还有一事实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国际新闻界》对于批判学派的引进并不是全面的。张锦华将批判传播理论划分为两大范式：以唯实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为典范的范式和以唯名主义及多义性解读为典范的范式。[5]前者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后者主要是后现代主义。从席勒、巴格迪坎、甘斯等人的属性来看，他们基本属于政治经济学派。事实是，19篇批判学派的文章中，有15篇是政治经济学派的文章。在怀特与霍洛伦的介绍中，提及了文化研究学派，但基本可以说是一笔带过，在看了那两篇文章后，估计绝大多数当时对文化研究一无所知的读者根本就不会对文化研究留下什么印象。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露过脸。
至于批判研究的“消失”，就《国际新闻界》而言，似乎也不完全是事实。我注意到该刊物对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问题十分关注，以林珊为主的一些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贡献，先后发表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潮流不可阻挡”、“前进中的第三世界新闻事业”、“世界新闻传播问题”、“新闻工具与外交”、“美国阻挡不了新闻新秩序的建立”、“对抗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不得人心”、“国际传播发展的来龙去脉”等相关文章，反对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反对文化帝国主义。[6]这些文章超过了《国际新闻界》本土作者发表传播论文总数（33篇）的1/5，而同一时期该刊本土作者发表的经验性研究论文的数量为0篇。这些文章尽管研究得还不够深刻，但与席勒等人的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数量并不少，不应该被忽略。
二、对批判学派“夭折”原因的思考
我们姑且顺着批判学派“夭折”的思路，去分析其中的原因。那么批判学派为什么会“夭折”呢?刘海龙大致分析了个中的三个原因：
刘海龙列举的原因之一是关于施拉姆对传播学恰到好处的定位。他认为施拉姆到中国进行的亲身传播影响巨大。首先，他把“传播科学”的理论框架带到了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是一场“范式革命”。而施拉姆的传播策略也很注意传播效果，他暗示中国的学者们传播学是广义的新闻学研究。刘海龙认为，“可能是为了向中国的新闻学者‘推销’传播学，施拉姆有意强调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密切关系，这在他为传播学辩护的其他文章中是不多见的。”[7]如是，一个具有一定新鲜感，但又能与中国学者的旧有知识结构相绾联的学科定位被创造出来。这完全符合“创新—扩散”的规律。
刘海龙列举的另一个原因是席勒的理论不合时宜。席勒所采用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没有什么‘新意’，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很难被当成一门‘新’学科加以关注。”[8]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急于摆脱左倾思想，因此实证研究“实事求是”的方式和精神必然会受到欢迎。
刘海龙列举的第三个原因是国内学者从传统新闻学的框架中去解读席勒等人的批判理论，他们必然会低估这些理论的价值，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与面临的传媒现实，离批判学派所谈及的知识与问题实在是太遥远。因此，对批判学派的视而不见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刘海龙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不过有了上述第一部分补充的一些事实，对于他的分析就需要有一些修正。
一方面，准确地说，不是批判学派一度夭折，而只是席勒及其政治经济学派一度夭折。因为，《国际新闻界》的引介准确的说引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派。批判学派的其他流派，顶多只能算是蜻蜓点水。何况，《国际新闻界》仅仅是当时新闻传播的学术阵地之一，张隆栋、林珊、姜克安等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派的情有独钟更多地具有个人趣味的特征。由于其他学术阵地对批判学派的引介极少，因此总地来说，批判学派的引介工作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学者之所以没有追随批判学派，不能排斥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学者在当时就能系统见识到丰富多彩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霍尔的理论（当时中国学者急需大量与受众主动性有关的理论来帮助论证新闻改革的必要性），那结果是怎样的，就很难说。也许经验学派仍是主流，但批判学派绝不至于夭折。
另一方面，就算我们只讨论政治经济学派的“夭折”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派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传播理论。如上所述，从祝建华等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国际新闻界》上引介的政治经济学派的论文压根就没有被当作是传播学理论。像“新闻工具与美帝国”一文，就其标题而言，对于当时对传播学的边界理解得极为模糊的中国学者而言，极有可能被看作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有人讨论批判学派与经验研究二元对立的问题时，席勒等人仍然没有被看作是批判学派的传播学者。从罗杰斯等人的文章中，张黎等人已经知道了默多克和戈尔丁，但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仍在《国际新闻界》译介的席勒和巴格迪坎等人也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传播学者的名字仅仅是其理论的符号。由此笔者认为，席勒等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中国学者看作是美国重要的新闻学家，他并未被中国传播学纳入其思想版图。
所以，批判学派整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能被称为“夭折”，只能说是仍未引进足够的资料。《国际新闻界》辛苦的译介工作仍未让人对批判学派的知识图谱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这与当时人们的知识局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中国学者无法为批判学派的思想谱系勾画一张图谱，哪怕仅仅是一张草图。
三：事情的本质：典型的双重标准
本已经可以为这段历史作结，可林珊的研究引发了我的思考。林珊对于政治经济学派的长达10多年的译介与阐扬，突然让我意识到，“夭折”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说席勒等人的理论真的完全“夭折”了，那么林珊的那些研究成果是什么？如果今天要给老一辈学者进行思想定位，林珊的特色就是具有浓烈的政治经济学派色彩。
不过，另一个疑问是，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且只有一个林珊（可能还包括以《广播电视新闻研究》为阵地的苑子熙）。也许答案就在林珊的研究成果中。林珊关注的是国际新闻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最适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这种适宜既是说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是说理论适用的客观环境。看林珊的文章，完全可以感受到她的心路历程。她翻译过不少席勒等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里使用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不能被用来分析当时中国的媒体和体制，尽管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她是翻译了席勒关于美国传媒对第三世界传媒的文化侵略的相关文献后，才找到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最佳突破口的。而且自此以后，她只能在这个领域使用这一理论。
……（此处有删节）
陈力丹的担心到目前为止似乎依然是多余的，与他一样，多数传播研究者都感受到了研究生态的这种窘迫。今天真实的情况是：批判的声音丝毫没有扼杀本国媒介的市场化进程，不仅如此，实际上在本国媒介高度低俗化与过度商业化的进程中，批判学派的声音一直气若游丝。至于对于媒介运作背后的不正当权力关系等问题，学者们更是避之不及。
然而，“批判学派”的声音在当前的另一个领域可以算得上十分响亮，那就是在讨论西方的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播体制的弊端、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等等。这些论题都可以被看作是20年前在批判学派方面学术努力的后续。笔者发现，有机会的时候，有些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们中有人是将其作为一种策略去讨好意识形态的。比如，某些学者在大肆攻击西方媒体报道的双重标准时，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媒体经常也是如此，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去批判中国的媒体，也许是前者带来了太多的荣誉和追捧，也许是对后者的不屑或更可能是不敢。这种用双重标准的视角来抨击双重标准的弊端被运用得如此义正词严，似乎这些批判理论完全是他们内心不可动摇的理论信条。
所以，批判学派不是夭折了，其理论其实一直根植于中国学者内心。但由于知识生态的压力，经验学派的那些行政研究更容易正为一种显在的学术形态，而批判学派在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学术形态，处于一种隐身但不是消失的状态。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讨论本国传播问题时，它依然不能摆脱潜在的命运。（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第31页。
[2] 参见祝建华、吕继红：“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上海：《新闻大学》，1983年6月（总第6期），第118页。
[3] 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上海：《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第25页。
[4] 同注1。
[5] 参见张锦华：“批判传播理论对传播理论及社会发展之贡献”，台北：《新闻学研究》第45集，1991年12月，第57-79页。
[6] 参见《国际新闻界》1981年第4期、1983年第2期、1983年第4期、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1985年第4期、1986年第3期。
[7] 同注1，第30页。
[8] 同注1。
[9]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