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抽取了从1994-2006年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上的86篇传播类文章，围绕“谁在研究——怎样研究——研究什么”这一主线对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具体的量化指标包括作者身份、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阐述和梳理，试图窥探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关键词：传播学 量化分析 《国际新闻界》
一 研究问题
传播学自引进以来，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不乏一些前辈们对传播学科的发展进行回顾与总结，如黄旦和韩国飙两位前辈的《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新闻传播类的学术刊物，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现代传播》等杂志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国际新闻界》是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刊物之一，与国际接轨，专门刊发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轮廓。因此，本文选取了《国际新闻界》这本杂志进行抽样研究，对1994-2006年期间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简要梳理和评估，试图窥探出这些年来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本文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学科队伍——谁在研究？
2．研究方法——怎样研究？
3．学科领域——研究什么？
二 样本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拟抽取《国际新闻界》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两期杂志进行纵向研究，共分析了从1994-2006年的52本杂志。《国际新闻界》在这个时间段里共有各类文章1626篇，抽取的杂志样本上共有各类文章533篇，抽样文章比例为32.8%。在样本中，《国际新闻界》上传播类文章共有86篇，占所抽取杂志文章总篇数的16.1%。因为《国际新闻界》刊发的论文以新闻类为主，所以文章所占比例合理。
……（此处有删节）
三 研究发现
1．学科队伍——谁在研究？
总体来说，专家学者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当仁不让，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第二主力军就是在校博士生与研究生。两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研究。但分阶段来看，第二阶段专家学者的论文数量稍为下降。而在校博士和研究生的论文数量有所增长。在第一阶段，由博士生和研究生撰写的文章共有5篇，在第二阶段，其数量上升到9篇，从11.8%上升到20.4%，虽然涨幅不是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年轻的科研队伍正在默默地成长。
2．研究方法——怎样研究？
从研究目的来看，在所抽取的《国际新闻界》的86篇传播学文章中，尚未有进行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的文章。主要还是在于进行传播现象的描述，两个阶段的比例分别为76.2%和50.0%，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文章在两个阶段里的数量基本持平，而理论探讨类文章在2000年以后逐渐增多，增幅为24个百分点。
……（此处有删节）
3．学科领域——研究什么？
对论文主题的研究，从总体数据看（图2），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对传播媒介的研究（34.9%），其次为对传播理论的研究与介绍（24.4%），而对本土问题的研究落笔较少。其中关于传播媒介的文章，有54.3%集中于网络媒介研究，超过了传统媒体所占比例（42。9%）。这与该时段内网络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分不开的。
……（此处有删节）
从两个阶段的数据对比来看，研究主题是有所变化的。（见表6）在对传播媒介的介绍与研究方面，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始终是两大主要的研究对象，但研究重点有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转移和从纯粹的媒介介绍向媒介的具体运作转移的趋势，对媒介技术的研究类文章也在不断增多。对国外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方法的介绍性文章从第一阶段的23.8%上升到第二阶段的38.6%，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步伐在稳中求进。前一个阶段有相当比例的文章侧重学科基础研究，占到21.4%，而本土问题研究却颇受冷落，新千年之后，对本土问题的研究性文章日益增多，占15.9%。这表明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学者们在关注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将理论与本土问题相结合的传播实践当中去。
四 讨论与结论
从对《国际新闻界》样本的几个相关变量的分析与讨论过程中，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我们概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学科队伍年轻化加快，但教学水平有待提高。从以上统计结果可知，2000年以后，虽然博士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将近9个百分点，但相对来说，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它反映了目前传播学教育水平不够先进，年轻队伍的科研能力还不够理想。去年8月份，在深圳大学举行了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吴文虎教授指出：“中国现在的传播学教育是比以前有很大发展，教学点多了，会讲这门课的人多了，但水准本质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两样。要下决心研究传播学理论，特别是原创理论，要敢于挑战前人，学科理论上要有突破。”
的确，目前我国传播学教育虽然在量上比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质上的提高却不明显，仍处于介绍、描述和评价西方传播学、以及探讨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初级阶段，对国际传播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不够关注，对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建设也没有标志性成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们。
2．研究目的更多的是进行传播现象的描述或理论探讨，几乎没有新的理论建构。这是目前我过传播学发展最不如人意的一点。运用已有的传播理论或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描述传播现象在学界甚为风行。至于其他目的，且不说进行理论建构，即便是进行理论检验的文章也比较少，但也不乏一些做得比较规范的文章，如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在“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发表的《决定受众选择互联网的因素研究——对权衡需求理论的再检验》一文。传播学是从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只有涉足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既要有学科范围的广度，又要有学科领域的深度，才能较好地进行传播学研究。
3．我国传播学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够多样。此外，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也很少运用。最擅长的是逻辑思辨，这种研究方法不需要大量繁杂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省时省力。但正如上文所说，这并不能算是一种很严谨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传播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控制实验、实地观察、文本分析以及文化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都是研究者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强有力武器。从我们的统计图表中可以看出传播研究方法尚未受到我国传播学者的足够重视。此外，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为二手资料，表明一些传播学研究者缺乏实干精神，未能深入实地搜集第一手数据。
4．论文研究主题的重点向网络媒体和具体的媒体运作转移。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在不断发展创新，网络媒体的发展尤为迅猛，研究网络传播和媒体运作的文章越来越多，如陈力丹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张锦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传播社会》（《国际新闻界》1999年）、匡文波的《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利用新技术》（《国际新闻界》2002年）、 谢新洲的《网络媒体竞争态势分析》（《国际新闻界》2003年）、杨波的《论网络对个体自我效能的影响》（《国际新闻界》2006年）等。
5．传播研究仍未能摆脱美国主流研究的羁绊。主流研究是指“以大众媒介为研究对象，将大众媒介看作是传播信息的有效工具和渠道，认为传播信息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致力于研究大众媒介的信息对受众的传播效果及其功能和传播效应”。从我们的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仍局限于媒介分析、效果分析以及受众分析等这种拉斯韦尔模式的研究之中。事实上这种研究模式早已在国外研究中显现出它的不足，并遭遇到欧洲批判学派的强烈冲击。后者跳出传播媒介本身，以宏观的视觉审视传播与社会的各种关系。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也开始借鉴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武器，但从数据来看，这种力度显然很不够，更多的还是在功能主义的框框里踯躅徘徊。所以，目前摆在我国传播学研究者面前最迫切的是打开眼界，跳出囚笼，勇于接受和挑战新的范式。
五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诚然，本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样本量相对小了一些，研究结果无疑是有局限性的，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若能综合多本核心杂志进行全面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在此，希望通过对抽样的《国际新闻界》上的传播类文章进行量化分析，从一定程度上窥探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为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微薄的努力。（作者简介：李凯旋、邹琼红均为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⑴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刘建明教授访谈》，《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⑵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⑶王怡红：《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