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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

作者: 雷晓彤 发布时间:2010-09-27 13:55:00 来源:
摘要:“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五千年文化和传播学本土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界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建立、传播史的厘清、学科建构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文化 传播 本土化

  

  对大陆学界而言,“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这一课题,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入内地以来,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且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关注中国自身悠久的文化历史,确立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的立场、视角和地位,提出属于中国传播学界原创性的发现和结论,把“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所谓“文化”,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赞同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在历史中业已成型或重复出现的成分”1。而钱穆的定义强调“文化”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2。尽管说法各异,但人们在探讨不同族群的文化史时大多承认,“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内容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所谓“文化传播”,关注的就是文化要素如何通过社会信息系统传播、重组,最终导致文化的生发、荣衰、碰撞、交流。“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传播是文化得以存续的首要条件,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传播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西方学术界对人类“文化传播”历史的探讨和关注久已有之,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对文化传播问题的追寻为后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十九世纪中后期人类学家摩尔根、斯宾塞、泰勒、巴霍芬等提出的文化进化论虽然只是一个开始,但对于后来者意义重大。例如泰勒是较早使用“传播”探讨文化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对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也是较早的。其后,徳奥学派的拉策尔提出文化要素是随着民族迁移而扩散传播出去的;弗罗贝纽斯、格雷布內尔和施密特提出了“文化圈层”理论,把各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划分为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的文化圈层;英国的文化传播学派学者里弗斯、史密斯和佩里则强调文化要素在不同地区民族之间传播的意义;而上述探讨的基础就建立在对于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史实证材料和本质规律的认识之上。

  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对象为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任务是总结中国文化延续不断、独具特色的形态下蕴含的内部规律,尤其是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播模式包括其中的传播活动主体、传播方式和特点,文化传播媒介,传统社会信息系统所承载和传递的文化要素和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不言而喻,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绵延五千年未曾中绝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传播现象和未经总结的文化传播规律,对于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于人类文化传播问题的认知和把握,同时必将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生存其中的文化与社会拥有更加理性的了解。不论对于我们自己或者其他文化来说,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全球有史以来的二十一种文明,迄今能够生存和延续下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二三种,而中国为其中之一,并且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赞赏有加。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曾指出中国文化乃是之于自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所在:“中国的地位并不仅限于其居民的数量……。它还具有更要广泛得多的意义,同时属于过去和现代的范畴。中国文明曾是人类文明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赐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朝鲜、日本、越南等作为中国移民的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如在蒙古和阿勒泰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中、在中亚、西藏和整个东南亚。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直至今天仍不知曾向它借鉴过许多内容的西方,很不了解自己欠下中国的一切文明债,而西方若无这些借鉴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3

  另一方面,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来说,“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和特别的意义。世界上最悠久和灿烂的文化史理应能为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机会。上个世纪施拉姆就曾经礼赞过“中国长春的文化”4必将对传播学的发展作出贡献。1993年两岸四地传播学领域的学者第一次联手,推出《华夏传播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其合作正如《序言》所说,是基于对:“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不曾中断的华夏文明,会为研究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料”的共识5。同时,传播学的社会科学地位和人文属性,决定了所谓“本土化”、“中国化”的议题无可回避。西方传播学虽然为中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启示,但仅仅基于西方背景的理论和学说解决本国的问题,难免水土不服之虞。更进一步地说,“传播”固然为四海皆有的现象,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使得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播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属性。因此,从文化传播这一课题入手开始“本土化”的工作,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不可否认,过去其它学科例如宗教、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亦曾多少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活动。但是,内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学研究──考察文化传播的机制、媒介和理念,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今已近三十年。

  第一个“十年”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整个八十年代,为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的第一个历史时期。1985年首届上海国际传播学学术讨论会上黄星民、熊华丽的《Rites-Music Communication》6是大陆较早关注有关问题的论文。而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7是内地此一领域最早的专著。作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关于传播的理论观念──儒、道、法诸家观点,对中国社会的传播结构与传统文化模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8中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传播方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汉字、碑刻等媒介的使用,百家争鸣与文化大传播等等。由于传播学研究本身尚处于草创阶段,因此与其他领域相比,这一时期从事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人数相对较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开始了关键的第二个“十年”。专著方面,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的座谈会,会后由内地学者孙旭培组织港澳台和大陆学人撰写了《华夏传播论》,这本书从传统社会媒介、类型、体制等多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无庸讳言,这次座谈会和《华夏传播论》的出版相当重要,对于联合两岸四地学者共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功不可没。其后,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9虽篇幅有限,但涵盖自先秦至清代数千年文化的传承变迁史,按朝代叙述和评论,对每一朝代文化传播的亮点加以详述,例如先秦诸子的争鸣、汉代开通丝绸之路的活动直至清代统治者对于文化传播的严密掌控,兼及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总体论述,并提出政治体制是制约中国古代传播体制最重要的因素。这一阶段还产生了相关研究的断代史,例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年)10和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1(1999年)。前者关注从先秦到两汉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思想,探讨它们与此时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将唐代的新闻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剖析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唐代官方主导文化、大众的民间文化和士人的经典文化。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将所涉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阶段。这一时期相关论文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主要集中于三个历史阶段。其一、先秦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辉煌灿烂,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著书立说,广收门徒等现象不无关系,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稍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2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部分内容的回应,还分析了孔子思想的结构和特征及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控制中的强大功用,指出孔子思想是为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伦理权力化和权力伦理化自孔子始向个体进行灌输,最终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老百姓的道德自觉。廖声武则肯定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方式在当时的背景下的成效,认为他们游说诸侯,办学授徒,编辑整理古籍和著书立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3其二、汉唐阶段。这一时期尹韵公关于三国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的探讨14,,李彬对于唐代进奏院的考证15都颇具代表性。其三、宋明时期及其后。这一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尹韵公的《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16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17,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18等。

  2000年前后至今为进一步提高的第三个“十年”,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呈现出深入和专门化的趋势。专著方面,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论》19、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20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特点,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与此同时,经过前二十年的积累,其他专门领域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21探讨中华文明传播的历史性规律;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22以中国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将典籍视为传统媒介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入社会背景,考察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体系;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23则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讽谏传播;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24汇编了上自《周易》、《诗经》,下至《聊斋》、《西厢》等多种古籍中的传播史料;另外,金冠军和戴元光2005年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中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以编年体的方式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这一时期的论文有部分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如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25孙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途径刍议》26从媒介和传播途径,黄星民的《略论中西方传播观念的异同──从“Communication”与“传”词义比较》27从传播观念的角度入手等等,但更多地是专题研究。其中除了继续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现象的考察外,对不同领域的传播活动也有特别关注,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如文学传播、政治传播、文化典籍传播等等,均能突破窠臼,时有新见。例如关于文学传播,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样式或具体作品的流传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而今天相当一批学者(包括非传播学科)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学术方法展开研究工作,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28。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渠道、符号或相关人物在文学作品、体式、题材的流传上所起到的作用,例如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29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传中书坊和书坊主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30《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31认为明清时人们发现了新的传播方式——插图、评点,对于推销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32、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33揭示了晚清大众传媒和现代印刷术的采用对于旧有文学观念和风格的影响。而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实际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吴予敏、周月亮均指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对于政治信息的控制,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34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35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三

  目前,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逐年增多,而且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预见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首先,以价值观和方法论而言,从事“中国文化传播史”的本土研究者应有以为之及不为:

  无论个人、民族甚或整个人类,均依赖于文化方能生存,而文化只有依赖传播方能延续,归根到底,从文化传播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人、民族或人类的“自我”的存在。从文化传播史入手,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形态和精神,发现“中国”本身,这是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者的终极目的。因此,本土学者应该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传播现象揭示和材料收集,更要发掘传统文化的内在规律、价值和问题;虽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历史和成绩都同样突出,中国学界需要向西方取经,但本土学者应该警惕在某些方面,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立足于史实累积和理论发现的基础,中国学界应在宽广的视野和格局之下建构起文化传播中国学派的立场和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常见的文献研究法,“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应借鉴传统的历史文化学科经常采用的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即以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印证的方法。实际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早有学者提出“三重”乃至“多重”证据法,强调开拓研究视野,打破学科藩篱,引入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擅长的手段。如清末学者梁启超认为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在文字记录或文字记录之外者,后者包括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36。当代学者饶宗颐先生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把王国维“地下之新材料”又分出新的部分——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而叶舒宪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即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用外国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总之,我们应当根据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寻求更多的途径为文化传播史研究寻找材料和答案。

  其次,从研究对象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问题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

  文化传播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传播活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播”与“文化”存在着二位一体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是信息的交流活动,任何社会中信息的交流都是那个社会文化的体现,反过来说,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延续、兴衰也都依赖于社会信息的传播。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一直以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人们格外关注的,其一、传统文化何以能延续数千年,影响广大,数度辉煌。其二、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一以贯之的文字工具、宗族制度和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观体系如何造就了相对稳定结构的传统社会,在数千年历史中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评价。其三、传统文化是如何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局,如何看待它本身事实上的丰富多样,评估它的活力和未来。从传播学入手把握文化传承,可谓真正回到了问题本身。我们将文化传承从传播活动的角度来考察,参与活动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媒介和具体方式以及相关的制度环境才是它最主要的构成要素,直接决定了最终效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当时社会中的人、制度、媒介和方式、风气等等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应继续得到重视和进一步的深入。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传统文化与特定的媒介和传播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得到了多数人的重视,但仍有待于在深度的拓展和展开对其它方面的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谈及中国古代文化传播,除了纵向的文化传承,横向的文化交流现象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将视野置于全球的高度,就会发现作为三大文化圈之一的中国文化之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文化不仅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上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等,甚至影响远及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以精美的日用器物和艺术品、井井有条的社会生活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令欧洲社会掀起“中国热”。另一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外来文化也曾经对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汉唐时代的西域诸国和印度,不必说在物质文化和习俗上的贡献,仅以佛教的传入而论,就是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头等大事。又如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明清时期通过传教士慢慢的渗透到近代社会凭借军事、商业和外交的手段强行进入,直接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危机和转型的争议,其影响至今不绝,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要面对并很好地处理中西文化交流的课题。可以肯定,横向的文化交流中既有文化的交融也发生了彼此间的碰撞。以往学界对此当然也有研究,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提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思路和观点,媒介工具、特定的途径和渠道、一定历史时期的人和思潮都有值得考辨的价值。

  再次,从学科建构和研究视角进行考量,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相关研究应该包括:

  1.文化传播现象的发掘和传播史的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在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丰富的材料有待发掘整理。除了先秦﹑汉唐这样久为人们关注的时期之外,仍有许多空白点有待开拓,例如元代虽然历史短暂,但疆域辽阔,多种文化并存,极富特点。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37,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38,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结构、制度、特定的媒介、个人或组织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问题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

  3.实践应用:我们探讨过去也正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悠久的文明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不一样的经验和智慧。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兼收并蓄,将五千年文明史给予我们的,延续、更新,传播至更广大的范围,这是人们有理由期待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研究的。

  从这一点来说,传播史学者的使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更在于沟通过去、现在与将来。(作者简介:雷晓彤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博士)

  

  参考文献:

  
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9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3,第1页。

  3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

  4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第3页。

  5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第3页。

  6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7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8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9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10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1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

  12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13廖声武:《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14尹韵公:《三国时代与新闻信息传播》,《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

  15李彬:《唐代进奏院述略》,《现代传播》1998年第1期。

  16尹韵公:《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

  17尹韵公:《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新闻大学》1997年第3期。

  18徐枫:《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

  19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0赫朴宁等:《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21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2于翠玲:《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3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4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5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4期。

  26孙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途径刍议》,《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27黄星民:《略论中西方传播观念的异同──从“Communication”与“传”词义比较》,《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8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辽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

  29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30宋莉华:《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31宋莉华:《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

  32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文史哲》2004年第3期。

  33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34陈谦:《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

  35李晓瑞:《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2期。

  3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2页。

  37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第209页。

  38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现象》,《现代传播》1995年第5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