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多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少困惑，隐忧和问题。主要有：西方理论的支配；西方方法的支配；个案研究方法的误解与贬值；人文与科学价值的旁落以及研究意义的缺失；对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缺乏长期的实证研究，至今没有产生这方面世所公认的力作；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被遗忘；缺乏充分的学科合作；中国传播学学派尚未形成。现在非常有必要对我国传播学研究从学风、文风、研究目的、方法、路径以及学术规划等基本问题上逐一进行反思、检讨和总结。本文基于批评的视角写成，言词虽然激烈一些，但善心昭然若揭，至于观点，仅为一得之见，自负文责而已。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研究；批判；西化；原创；历史与文化
20多年来，传播学作为输入我国的“西学”之一，如今已蔚成“显学”。主要成就表现为：一是出版了大量的传播学译著；二是创办了一批传播学专业期刊，并发表了大量的传播学专业论文；三是在大学中设立了众多的传播学学习与研究机构（院系所），招收并培养了大量的传播学“人马”，由本科到博士，层次齐备；四是召开了多次传播学学术会议；五是对传播学的各个方面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探讨，各种学术观点如雨后春笋一样呈现在人们眼前。
然而，冷静一想，时时感到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在其“繁华”、“蓬勃”的表象与规模背后存在不少“困惑”、“隐忧”和“问题”。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正好借此次“高层论坛”提供的机会一吐为快，以与众位学界同仁共同思考。
西方理论的“独占”。……（此处有删节）
西方方法的“独占”。……（此处有删节）
西方文化学派与批判学派之研究理论及方法，非有相当程度的西方史学、哲学及文化功夫根本不足以“操瓢”。为难之下，于是率而倾向于美国实用主义的方法，结果呢？二级传播、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这些简单的东西一齐上阵，盛演不衰，由师傅而弟子，由弟子而弟子，一传再传，几成我国传播学一般研究及其文章的“公器”。诸如每年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毕业写论文，照搬成风，屡试不爽，宛如传播学的“标签”，一贴就“灵”。那真是：简单易学，方便实用，拿点东西，一套就成。沉默的螺旋啊，你何时才能让那些沉默的“智者”走向前台，有机会亮出他们真正的“识见”，哪怕只是一个字、一句话。
个案研究方法的误解与贬值。个案研究的方法，我国传播学界普遍采用。但是对这一方法明显存在着“误解”与“误用”。美国学者在《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应用》一书中明确指出过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可是我国学界似乎忘了这一局限，奉“个案研究”为万用灵丹，到处使用，随意使用，以至于使这一方法严重贬值，甚至于成为一部分人（例如一部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为完成论文之需）在学习与写作中“投机取巧”的工具。个案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个案的成立，而个案的成立主要取决于该个案的价值。现在的问题是个案研究法用得太滥，随便抓一件事，抓一个现象，抓一张报纸，抓一个什么什么，都能够美其名曰“个案”而予以所谓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复述）的表层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甚至不少文章研究来研究去，究竟研究什么，以及为什么研究，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楚。
人文与科学价值的“旁落”以及研究意义的缺失。不少研究文章缺乏基本的学术深度，甚至十分肤浅，学风也很浮躁，为文乖戾、刻薄、小气、逼仄。学术深度的缺失，主要指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缺失。这同我国不少传播学者缺乏人文及科学素养、专业知识背景及其文化底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同近年来我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至上，庸俗化成风，人文与科学精神沦丧“相辅相成”，一脉攸关。不少传播学文章中时常可见基本的文史差错及常识性差错，中央电视台多套节目的屏幕文字几乎成了“错字”的“连播”（如有一次，把“人间四月芳菲尽”误植为“人间四月方菲尽”，若白居易在世，岂不气死！），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由此可见人文与科学价值在传播界(学界与业界)沦丧之一斑。
国内某些著名传播学者的文章，从文章体制、格式、构成、规范到表述方法、语言，完全“西化”，表面上是用汉字在写作，其实不过是汉语言传播学写作中的“西方版”。例如注释，弃中国博大精深的“注释文化”不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而一律照搬西方文本中的文中注法，仿之亦步亦趋，惟恐不象。这样的文章，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说它是西方的，用的是汉字写的，说它是中方的，俨然一派西方样式、一副西方“嘴脸”。更重要的是，让人读起来深感费力，表面上挺吓人，似乎深奥难懂，其实读罢掩卷一想，才发现空洞无物，人文也没有，意义也没有，不过是一种“包装”而已。这样的文章有的动辄10000～30000字，其实文本意义十分脆弱（甚至不乏“幼稚”），只需几百字的短文即可把文章的意思交代得一清二楚。诸如此类的传播学文章，确实不知道作者究竟是怎样理解“传播”二字的。
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淹没”在格式与方法中，或为了刻意追求文本的格式与方法而丢失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研究“误区”。
……（此处有删节）
由于后现代主义有否定“宏大叙事”式研究的一面，结果使不少研究流于“碎片化”的末途。这种情况也比较明显地反映在我国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可视为一种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导致不少研究者眼光短浅，放弃了学术职守的神圣性，放弃了研究事业的终极目的与人文关怀，视学术研究为“购物于超市”，对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作所谓的研究——孤零零的研究，脱离历史，脱离传统，脱离社会现实体系，将研究同商品化的礼品盒包装划一。
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被“遗忘”。中国有10000余年的文明史，素称世界文明之邦。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传播智慧与传播文化。这是世所公认的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遗憾的是，我国传播学界对此关注太少，一些真正有份量的成果也被甚嚣尘上、碎片化的、西化的、时髦的、消费主义的研究——其壮观的盛宴所遮蔽而不显，致使玉埋于尘而风尘四扬，大音稀声，黄钟大吕不闻。今后，我国传播学界必须有一批“仁人志士”静心敛志，避开浮世的喧嚣，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传播问题作长期的专门研究，以求结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学术硕果。
缺乏充分的学科合作。传播学研究需要众多不同学科之间的良好学科支持与合作。哲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建筑学、音乐学等等，均可以因传播之缘而展开有益的共需的合作。一方面，传播学者自身应尽可能具备多学科的文化与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传播学者应同其他学科的学者广结善缘，汲取营养，多所合作。这样才能保障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获得一个多学科支持的平台，也才能够保障传播学研究的正确定位。传播学之研究，较之其他学科，更需要力戒圈子意识及其行为。
中国传播学学派尚未形成。我国现今的传播学，基本上还是跟着西方走，唯西方马首是瞻，拾人牙慧，充当西方的“传声筒”，还处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尝试着“解读”中国问题的阶段。虽然我国传播学学习与研究的阵容庞大，每年出版著译作品、发表文章的数量可观，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传播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上，还是在研究特色上，均未形成世界传播学总体格局中自成一派的成果。20多年来，我国传播学界一直不断有人高呼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但是迄今为止成就实在不大。个中原因，实在值得深思。显然，如果我们继续执迷不悟地走“西化”的道路，总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头做文章，亦步亦趋，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现在非常有必要对我们的学风、文风、研究目的、方法、路径等根本问题逐一进行反思、检讨和总结。这些基本问题弄不清楚，恐怕我们还要走很长的弯路。（作者简介：田建平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1、 段京肃、白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2006年第六期。
2、吴飞、程怡等：《2005－2006年新闻学研究综述》，《当代转播》2007年第三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讨论稿），2007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专题材料，未刊稿。
（本文为摘要版）